谈“父母恩重经变”与孝道思想的关系(一)

论文关键词:父母恩重经变佛教儒家
  论文摘要: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父母恩重经变”以11组雕塑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是佛教与儒家相融合的产物,也是《孝经》形象化和世俗化的体现。
  一、中国化的佛教造像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有一铺大型造像――“父母恩重经变”,图文并茂,连环画般以11组雕像展现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父母恩重经变”刻在大佛湾北崖,高6.9米长14.5米。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并列七佛。右边最后一尊是释迦牟尼前面六尊是先于释迦牟尼成道的过去佛。中部刻11组雕像。每组都刻有颂词,歌颂父母种种恩德,揭示要旨,通俗易懂。11组雕像以中间一组为开端,依次展开。中间一组为“投佛乞求恩”。刻年轻夫妇在佛前乞求早生贵子。丈夫长袍大袖,手执香炉;妻子凝神注视,默默祈祷。旁边刻慈觉大师颂:“父母为香火,求生孝顺儿;提防年老日,起坐要扶持……”这铺造像以“投佛乞求恩”为中心,分左右各刻五组。一、三、五、七、九在右侧,二、四、六、八十在左侧。内容如下:
  1、“怀胎守护恩”。女人已怀孕,坐在凳上侍女双手捧药碗送上。傍刻榜题:“慈母怀胎日全身重如铁。面黄如有病,动转亦艰难。”
  2、“临产受苦恩”。孕妇挺胸凸肚,快临盆分娩了,用手抚摩肚子,忍着疼痛。站在身后的侍女,双手扶着她。产婆屈膝挽袖,准备接生。旁有榜题:“父母慈亲苦,令人眼泪流……”(按:后面文字漶灭。以下各组榜题中的漶灭部分都用省略号表示。)
  3、“生子忘忧恩”。妻子抱着小宝宝,丈夫在一旁逗耍小孩儿,享受天伦之乐。榜题:“初见婴儿面,双亲笑点头。从前忧苦情,到此一时休。”
  4、“咽苦吐甘恩”。孩子坐在母亲的膝头上,右手拿着果子。表现的是什么?且看榜题:“甘让儿子食,苦留自家吃。不世知恩少,他时报德难。”原来是母亲爱孩子,先尝一口,甜的给孩子吃,苦的自己吃。真是爱子深切。
  5、“推干就湿恩。”夜里,孩子尿床。母亲让儿子睡干处,她睡湿处。又抱着孩子把尿。榜题:“干处让,自身睡湿处……”
  6、“哺乳养育恩”。母亲坐着,解开衣襟,露出乳房,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孩子喂奶。小孩穿开裆裤,露出光屁股,贪馋地吮吸着一个奶头,还用手摸着另一个奶头。榜题:“乳哺无时节,口中岂暂离。不愁脂肉尽,惟恐dxJL饥。”
  7、“洗濯不尽恩”。母亲坐着正在搓洗孩子的衣服。家里的人抱着孩子让他的脚去蹬母亲的肩。母亲回头仰望,为孩子的调皮感到高兴。榜题风化不存。
  8、“为造恶业恩”。儿子要举行成婚礼,家中杀猪宰羊。按佛教戒律,杀猪羊就造下恶业了。榜题说得明白:“养儿方长大,婚嫁是寻常。筵会多杀害,罪恶使谁当?”为了子女的婚事,作父母的甘愿承担杀生的罪责。
  9、“运行忆念恩”。儿子长大了,带着行李,出门远行。老父老母依依惜别。榜题:“……出外多小心。思倚门二老,归来莫太迟。”
  10、“究竟怜悯恩”。儿子已经老了,父母更是老态龙钟。儿子跪在父母面前,依然接受教诲。榜题:“百岁惟忧八十儿,不舍作鬼也忧之。观喜怒,常不犯慈颜;非容易,从来谓色难。”
  以上为“父母恩重经变”主体部分,刻在中部。下部刻的是不孝之人地狱受苦图。一鬼卒朝着一个罪人口里灌熔化了的铜液,罪人痛苦不堪。旁边又有毒蛇、恶犬口中吐火,焚烧另一个罪人和一个掉在地上的人头。旁边榜题说得明白:“三千条律令,不孝罪为先”。“父母如忧念,乾坤定不容。人间遭霹雳,地狱饮烊铜。”
  由此可见,“父母恩重经变”反映和提倡的是儒家思想――孝道。它是宋代儒释道三教调和产物。佛教艺术是外来的宗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世俗化、中国化;在晚期石窟艺术中已完全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二、“父母恩重经变”是佛儒调和的产物
  佛教是来自异域的宗教,传人我国,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是孝道发生冲突。早期佛教认为,“一切众生于六道中互为父子”,谈不上亲情,更无“天伦”可言,当然就说不上孝道了。
  儒家的观点认为:不孝就意味着不忠。“忠”与“孝”是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座基石,是绝不能动摇的。“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引。“孝”与“忠君”相联系,与君主的统治地位有关。历代君主莫不以“忠孝”治天下。为何忠孝能治天下?孔子的高徒有子作了解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3]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讲究孝悌的人不会犯上作乱。孝道是中国封建伦理观念的基础,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佛教宣扬的出世主义与封建伦理纲常相违背,常常遭到抨击。
  南齐有道士作《三破论》,指斥佛教“人国而破国”,“人家而破家”,“人身而破身”;“遗弃二亲,孝道顿绝”。所谓“人身破身”,是指削发为僧,不娶妻,不生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L4]。和尚削发,就是不孝。不娶妻,不生子,是最大的不孝,这就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孝道问题上,佛儒思想的对立实际上是佛教出世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对立。僧徒知道,他们只有让步,努力探索一条与儒家思想沟通的道路,才能在中土立住脚。在这方面,他们煞费苦心,做了许多工作。
  东晋高僧慧远、唐代僧人法琳等人都指出忠孝是佛典中具有的,与儒教不谋而合。北宋僧人契嵩写了一篇《孝论》,专门阐述孝道。他把孝的地位提得很高:“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把孝道看作天经地义,完全是一派儒家口吻。
  唐代的俗讲、变文、变相是僧人宣扬佛法,尤其向世俗社会宣扬佛法的普遍行之有效的形式。宋代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的出现愈加有利于佛法的宣扬。典型事例就是《盂兰盆经》和《父母恩重经》的宣扬。
  《盂兰盆经》讲述了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救母的故事。唐代僧人利用各种俗讲形式大力宣扬这位佛门中的大孝子。按照经文的说法,举行盂兰盆会,不但能救在地狱中受苦的父母,而且能解救七世父母,使他们不再受难。于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由于目连救母的故事受到群众欢迎,于是产生了目连变文、目连变相、目连戏。在四川、重庆一带,川剧中的目连戏也是保留剧目之一,足见其源远流长。
  《父母恩重经》是唐代僧人编造的经典,并非印度典籍,历来视为伪经。很明显,中国僧人造这本经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佛教也讲孝道。经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昊天之恩,岂能不报?”这与《孝经》中的思想何其相似!
  唐宋时代便产生了以《父母恩重经》为蓝本的变相。敦煌有唐代的“父母恩重经变”壁画,大足有南宋的“父母恩重经变”摩崖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