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不过，以往的相关论着主要侧重从妇女政策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前期从隔绝男女到恢复家庭生活的演变脉络，尤其聚焦于男女分营（馆）制度、合挥制度，但对其具体演变过程的考察过于简略，并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比较敏感的史实，对后期的情形也较少涉猎，缺乏系统的研究。关于男女婚配和相互交往时所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太平天国一直有着比较具体的解释和规定，体现了洪秀全独特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并在实践中对太平天国的政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尝试按照上述思路，就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进行前后贯通式的考察。民间的情形不在本文考察之列，但在必要时仍对一些相关史实略加论述。
（一）
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正式颁布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内有部分文字涉及男婚女嫁之事。该文献宣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否定了买卖婚姻，设想由国库负责每家婚娶时的一切开销，采用统一的标准，即给钱一千文，谷一百斤，强调“用之有节”，反对铺张；同时突出了政治色彩，规定婚礼上必须举行祭告上帝的仪式，“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太平天国所拟定的婚礼专用奏章格式如下：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小女○○○迎亲嫁娶，虔具牲醴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小女○○○家中吉庆，万事胜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注：《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天朝田亩制度》以16岁（含16岁）作为男女分田的年龄杠，但对男女的法定婚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同期颁布的一份通告中，太平天国郑重宣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注：《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明确提倡一夫一妻制。
不过，上述规定仅仅具有象征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却严重脱节，而且也不是一概而论。首先，早在金田起义之时，太平军就划分男行女行，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规定除洪秀全和后来被封为王爵的杨秀清等人外，一律严别男女，即使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更是无从谈起。其次，一夫一妻制仅仅针对广大官兵和老百姓而言，至于首义诸王，从一开始便实行的是多妻制。以洪秀全为例，他在1851年春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后又逐年增加，最终达到了88个。
金田团营期间，鉴于各地会众都是举家举族参加起义，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洪秀全特意在金田颁布五大纪律，其第二条便是“别男行女行”（注：《五大纪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页。）。严别男女、拆散家庭适应了当时流动作战的需要，为金田起义从星星之火转变成燎原之势提供了便利，无疑具有它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在拥有了大片版图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中枢并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加以变通，相反，却执意要将这种应急举措一直延续到平定天下以后，并且还将之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得其境内的所有城市均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军营，从而走向了极端。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不准私藏在家，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注：太平天国在所克城池的居民中实行严别男女政策自广西永安始。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比据江宁，蒙贼（指蒙得天，详参下文，引者按）谓当安民，毋用男行女行法，但抽丁为兵，先定江南，再图进取，如明初故事。东贼（指东王杨秀清，引者按）大怒，谓汝何以不能认实天父，欲妄改天父排定章程，不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19页）照此说法，在是否依旧在南京居民中推行该政策这一问题上，太平天国内部曾有不同的意见。）太平军通常占据民房宿营，俗称“打馆”。在此意义上，男馆、女馆亦称“男营”、“女营”。民女入馆后，“无论老少，呼曰‘新姐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老姐妹辖之曰牌长（职同两司马，受辖于卒长，引者按）。老姐妹者，广西女人也，亦不论老少。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谓之女营，分前后左右中为五军。军置女军帅一，亦广西女人为之；女巡查一，则男贼也。”（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另据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卷上：“先是贼破城，分城中男女为二馆，名为男营、女营，编为左一军、右一军诸名目，以粤西、湖南男女贼首总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8页）按：依据世人灵魂均来自上帝、彼此同为上帝子女的教义，洪秀全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故太平军不分长幼，均以兄弟姐妹相称。所谓老姐妹、新姐妹，系按照入营时间的先后来划分，与老兄弟、新兄弟同。又，广西首义女子都是天足，早年曾在征伐途中与男子并肩作战，但在定都之后，随着洪秀全诏令“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8页），她们便逐渐淡出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其活动空间十分有限。）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一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于从事削竹签、搓麻绳、挖壕沟、盘粮等后勤劳务；善女红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与女馆相比，男馆在军帅之下仍设师帅、旅帅两职，其成员则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男子，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还随时奉调出征；后者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担煮饭、打更、放马、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
在不允许夫妻同居和暂缓谈婚论嫁的背景下，为了整肃军纪，太平天国特别强调严男女之大防。《天条书》专门就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的定义作了注解，强调“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注：《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第32页。按：该书初版于1852年，所列“十款天条”系据《旧约》中的“摩西十诫”修订而来，既是上帝教的宗教戒律，同时又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法律。）太平军《定营规条十要》第五条也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注：《太平条规》，《太平天国印书》，第66页。）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注：《严命犯第七天条杀无赦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6页。）。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凡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31页。）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强奸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属于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出于以儆效尤的考虑，对老兄弟量刑尤重。“点天灯”是太平天国的一种酷刑，专门用来处决犯有重罪之人，具体方法是将犯人从头到脚缠上棉纸，再浸泡麻油，涂上松脂白蜡，倒悬后活活烧死。
对于卖淫嫖娼现象，太平天国尤为深恶痛绝，明令取缔娼妓。早在定都初期，太平天国便在京外颁布一份以“革除恶习，禁遏浇风”为主旨的告示，内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严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注：《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页。）后来，洪秀全还明确地将娼妓划为19种“生妖”之一。
对于官兵与民女之间的正常接触，太平天国也严加防范。前引告示便专门谈到这一问题，内称官兵有时候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妨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注：《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页。）
男女亲属之间正常的走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使之成为男性的一块禁地。男子即使赴女馆探视自己的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有一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这与太平天国官方的了陈述十分吻合。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就此明确规定：“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注：《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9页。按：“姐妹营”又名“姐妹馆”，均系女馆的别称。）
这样一来，男女交往便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几乎令人谈虎色变。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除了出于适应战时需要的考虑外，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也有着很大关系。
当年，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愤慨，科场连番失意的洪秀全深为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一书的内容所打动。他痛感世道人心之堕落，便将作者梁发那一番引起他共鸣的“良言”奉为劝世、救世的真理，呼吁世人淑身淑世、正己正人，视道德自省为重建古代大同社会的途径，进而从一名眷念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悲天悯人的宗教说教家。在洪秀全所严正批判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中，男女淫乱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淫业十分兴盛。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注：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76页。）。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虑，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ｃｈēｎ＠①；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注：《太平诏书・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印书》，第11页。按：作为上帝的对立面，上帝教中的“妖”具有宗教、政治、伦理三层含义，既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死妖”），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行邪事之人（“生妖”）。又，“盍歌麟趾咏振振”中的“麟趾”指《诗经・国风・麟之趾》，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无犯非礼。）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淫乱的敏感和憎恶程度。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策下，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期间，还做出了诗斥六窠庙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六窠庙坐落在赐谷村附近的六窠山口，相传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互对山歌，两情相悦，然后双双殉情；当地人纷传两人是得道升仙，便立像祭祀，尊奉其为六窠神。洪秀全则认为，这对男女本非夫妻，“淫奔苟合，天所必诛”，所谓得道一说过于荒谬，便作诗斥责道：
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第44页。按：粤人称纵容妻女外出卖淫或自开娼寮者，男为“龟公”，女为“龟婆”；家庭之间媳妇称翁姑为“家公”、“家婆”，均为广东俗语。）
事后，“迷信的土人，哗然鼓噪，纷起反对，几闹出大事”（注：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8页。），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六窠庙的传说原本是一个凄婉伤感的爱情故事，而洪秀全却由此“乃悟广西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第44页。），流露出他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误解或偏见，以及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的偏执心态，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起义立国后，洪秀全又进一步将这种思想制度化。
客观地说，严别男女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广大妇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注：江恩燮《患难一家言》卷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32页。）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起初，南京城里的妇女人人自危，不少人为保住名节而纷纷自尽，旋见太平军“但掳掠而不奸淫，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注：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68页。）。这对稳定民心、迅速控制局面不无帮助。
但是，上述现象仅是相对而言。事情的另一面是，隔绝男女政策无论在军中还是民间，都曾经引起极大的心理反弹，并由此触发了一连串令洪秀全等人预想不到的问题。
南京城男女分馆的命令是于1853年3月22日――即太平军完全占领该城后不到3天――颁布的，“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全城居民一时人心惶惶，情急之下，“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这的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有一家数十口者，有同居三四姓者，望衡对宇，烈焰日夜不绝。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拥挤莫辨。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归自尽者连日未休”。（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
与民间的极度恐慌和过激反应相比，太平军内部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也在日渐滋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太平天国的隔绝男女政策毕竟不合人之常情，也缺乏最起码的人道。因此，尽管法令森严，动辄得咎，但铤而走险者仍不乏其人。《天情道理书》就此透露出一些相关信息。该书重申“现下残妖尚未灭尽，成家合好尚未及时”，许诺一旦“扫尽妖氛，太平一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我们一班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偕”，规劝广大官兵“各宜坚耐心肠，勿因夫妇一事，自图苟合，不遵天诫，以及奸淫营中姐妹，大犯天条”，并以梁郭溱与妻子韦大妹屡次私行合好、功勋谢三奸淫营中姐妹为例，正告“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注：《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7-528、531-532、533页。按：定都后，太平天国将永安突围之前入伍者一律加封“功勋”衔，享受“世食天禄”的优待。）据末句分析，自金田起义以来，夫妻冒死同居的事件一直时有发生。
与梁、谢两案相比，同期发生的陈宗扬、卢贤拔事件震动最大，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对此也有所耳闻。1854年3月2日夜三更时分，东王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召集各官，下令锁拿镇国侯卢贤拔和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并立即亲自逐一审讯。陈宗扬供认曾与妻子谢晚妹私合过四五次，但否认曾对别的姐妹动过邪念，直至天父（杨）厉声逼问，才承认“果起此心，犹未成事”。卢贤拔也如实招认曾与妻子犯过天条三四次。于是，天父当场宣判：陈宗扬夫妇“屡犯天条，已经获罪，又欲诱秽他人，罪无可赦”，一并斩首示众；卢贤拔“身居显职，不知自检，竟致夫妇同犯天令”，姑念其“原有真心对天事主，且自知悔罪，直认不辞”，故赦免其死罪，听候发落。不久，贤拔拔被削去侯爵，戴罪立功，免予枷号游营，算是网开一面。事后，天父还特意告诫众人“切不可学此榜样，自取天诛”。（注：《天父圣旨》卷3，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9页。按：关于陈、卢两人因夫妻同宿获罪一事，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均有记述。）由此不难看出，在太平军中继续推行严别男女法令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局面趋于失控，乃至于天父为了处理夫妻同宿事件，不得不在深更半夜劳师动众地下凡。陈、卢两人都是身居要职的开国将领，仅仅因为过了几次夫妻生活便被诛被罚，足见当时处置此类事件的严苛程度。
然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婚的将领来说，他们即便有偷食禁果的念头，也没有陈、卢那样的机会或条件。业已成家的将领也不免对严刑峻法心存忌惮。于是，禁欲主义的氛围，与异性完全隔绝的环境，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性苦闷，终于滋生出病态的性行为，即同性恋现象。时人写有“狎娈童”一诗描述道：
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铜鼓便。
招邀游荡两雄俱，玉貌朱唇大线辫。
噫嘻！老兄弟带娃崽，甘言诱之娃崽悔。
少年莫逞好颜色，城外兵如城里贼。（注：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狎娈童”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45页。）
清军与太平军中均流行着不少隐语，内有一些隐语是通用的，如“打水炮”又作“打水泡”，指奸淫妇女；“打铜鼓”即“打童股”的谐音，指鸡奸。从上诗可以得知，无论是南京城外的清江南大营还是城里的太平军，当时都普遍存在着鸡奸现象。太平军中被鸡奸的对象是那些被收养的男童。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将民间的俊美子弟收为义子、义弟或负责勤务的侍童，名曰“带娃崽”。（注：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第4册，第623页。）一些娃崽因此而遭到性侵犯。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带娃崽”一诗有“昼随马后夜床第”（注：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带娃崽”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34页。）句，即隐指此事。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太平军禁律专门就此厉行规定道：“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31页。）关于具体查处情形，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一书有所记载，内称“去春（指咸丰三年癸亥春，引者按），群贼中多有犯鸡奸者，贼目审系用强，即将其人五马分尸；和即皆杀。嗣后有指被鸡奸者，遂将该童毒打，必致认诬而后已。从此即未闻有鸡奸之事矣。”（注：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第4册，第624页。）张德坚《贼情汇纂》则云：“奸淫之禁，贼令甚严……然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则从无犯者，盖贼多无赖恶少，此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第3册，第317-318页。）可见鸡奸现象在太平军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因为查处工作流于虚应故事而不了了之。
上述夫妻同宿、同性恋等现象的出现是严别男女政策物极必反的结果，标志着该政策业已受到来自太平军内部越来越大的冲击，进而加大了太平天国管理、约束军队的难度。该政策不协调的另一面还在于，洪秀全、杨秀清等首义诸王身体力行的却是多妻制，与军中所实行的禁欲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