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次文批评了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并指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及WTO规则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1、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andRoland，2000），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1999），及罗兰（Roland，2000）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andPistor，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见罗兰，萨克斯和胡，Roland，2000；SachsandWoo，1999）。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19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困难。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不容易区分彼此。例如，在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国、法国、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相当负面的，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首先，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两难冲突：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Barzel，1997）。布坎南（Buchanan，1989）认为，产权从能够有效地执行对盗窃的惩罚的警察部门的强有力（因而可信）和合法的暴力中产生。但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暴力通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这个两难冲突，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二个困难与一个两难冲突有关：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andCheung（张五常）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见4、5节），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却碰巧试验了无效率的制度。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三个困难涉及到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似地，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一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的福利为代价。但我们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最后，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如果并非不可能，也非常困难。例如，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负面直接冲击。然而，它为向以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新宪政规则转轨清扫了道路，转轨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面效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在缺乏市场和私有产权下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试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灾难。但这对中国的中央计划产生了大震荡，并为邓小平的区域分权和其他市场取向的改革扫清了道路。默克（Mokyr，1990）认为，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的激进转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杨（Yang，1994）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是1960和197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大破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此文并不讨论渐进改革和震荡疗法谁优谁劣，这是因为二者并无法严格定义。有人会争辩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二战后美军占领下为日本重写宪法废止天皇实权及财阀体制是另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有人会争辩中国目前的改革是成功的渐进改革，其他人会说文革已经通过大震荡在中国破坏了计划体制，没有这个震荡，渐进改革也不可能。还有人会争辩，中国清末的洋务运动，伊朗的巴列维国王的改革，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都是不根本改变宪政体制而进行渐进经济改革的失败的例子。相反，此文注重于实证性问题：什么是推动俄国和东欧进行与宪政改革并行的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例如俄国用计划经济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潜力已耗尽，所以渐进改革没有效，而中国开始改革时，这种模仿式的工业化潜力还很大，即在不改革的条件下，也可能重复1950年代苏联10%以上的高增长。又例如，东欧国家、日本、台湾，国家（地区）规模小，都是他们对外界压力敏感、虚心学习制度、改革快而成功的原因。
此文也注重不改宪制规则的经济改革的两难冲突。这种改革（在发展市场时）保留了歧视性的特权制度，游戏规则和价格因人而异（双轨制），因而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坏资本主义”（即保留精英对政治垄断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但其长处是可能有效赎买特权阶级，减少上层对改革的阻力，尽管它可能增加下层的反弹（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是这类反弹的代表）.此文特别强调，双轨制、乡镇企业等都不是制度创新，前者是等级特权制面对市场挑战时的普遍现像，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而后者不过是清末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等落后制度的现代版。此文指出，改革并未创造出什么优于好资本主义的新制度，而只是一个向好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过程。此处好资本主义是指在没有精英政治垄断条件下的自由市场制度。
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短期内，在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Qian，1999）。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重要得多。
这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泽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and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1993），萨克斯和胡（Sachsand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我们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经济转轨，在正式的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我们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2、3节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杨（Yang，2003）里的斯密模型来研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
4、5节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
2、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我们须把注意力放在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呢？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这个区别来解释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vonMises，and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Mises，1922）和哈耶克（Hayck，1944a）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and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者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见Furubothand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管理者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庆国，1988）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
张五常（Cheung，1974）与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and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
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SachsandWoo，1999）和杨（Yang，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将概述这个答案。
如杨（Yang，2003）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andYang，1997，见SachsandYang，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黄和杨（NgandYang，1997也见Yang，2003，第15章）所示，如果发达
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andYang，1995也见Yang，2003，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房，1984）。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
（3）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配，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上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因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2000，第一章）指出，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5）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