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对现行的选举状况表现很冷淡，但是并不能说明他们缺少热情和觉悟，他们希望有机会参与和表达自己的意志，现行的选举制度和做法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实际上，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
厌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当前选举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
“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而扩大直选最大的阻碍来自一种先验观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但大量调查表明，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选举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但在这一向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的路还很长。”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搞民主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这种观点是长期以来拒绝扩大直接民主选举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实际上，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
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对记者说。
2002年底，由中国人大系统部分从事选举立法、选举实际运作的官员和对选举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正式公开出版。
该项调查研究的课题负责人蔡定剑博士在《报告》序言中说，“1949年后，我国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但是，我国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文明将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而选举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问题。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选举改革的原因。”
用蔡定剑的说法是：此报告力求向公众提供一个中国民主发展，重点是中国选举状况的横断面，“中国选举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问题出在哪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高投票率是怎么来的
很长时间，高参选率一直被称作中国民主的一个成果。对此，一位研究者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在书中说，每当一次全国性的选举结束以后，各种统计数据表中“参选率”一栏所显示的数字会让西方国家惊叹，舆论也不约而同地把它作为选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据了解，最近20年，中国参选率从总体上不断攀升，居高不下，一段时间，个别地方甚至接近100％。
分析其成因，汪铁民认为有几方面：首先是举国动员体制。在我国过去集体主义体制下，政府对全体民众有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而这种动员能力在选举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其次是委托投票被滥用，委托投票在总投票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汪铁民考察过几个地方，这个比例少则占百分之十几，多则百分之三四十。
“委托投票从立法本意上说，是少数个别的变通处理办法，但一些地方为了单纯追求高参选率，把委托投票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投票方式。而委托投票有的成了一人代写一大把选票。在这种情况下，参选率失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是流动票箱的作用。汪铁民分析，流动票箱的本意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为方便选民而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却成了参选率没有达到要求时的一种应急措施。在一些地方，每当选举快结束、而回收的选票还难以达到上级要求时，工作人员就拿着票箱走街串巷收票。
“问题正出在这里，由于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限制，回收上来的选票很多是由工作人员填写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他问一个乡干部，流动票箱里的水分有多大，对方回答，“大约10％，也许更多。”
此外，选举机构工作人员代写选票也很普遍，这甚至成为个别选举机构控制选举结果的重要手段，在很多地方，还会通过一些蝇头小利来诱导选民参加选举，甚至变相地强制选民投票。
为什么要追求这么高的参选率呢？“参选率不单单是一堆简单的数字，相反，它已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内容。在我们国家，选举已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任务往往和具体指标联系在一起。”
在北京郊区调查时，汪铁民曾就选举问题与被调查者进行交流，“据讲，在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选举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汪铁民说，由于追求高参选率，使选举有朝着形式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向。一方面是参选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选民的厌选情绪日渐浓重。
“可以说，厌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当前选举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
汪铁民曾到辽宁省庄河市某镇走访过20多位村民，其中还包括村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选举只与干部有关系，和他们没有关系。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厌选情绪已经蔓延到搞选举的干部和机构。
蔡定剑曾采访过一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法学博士，蔡定剑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他说，“从理论上讲，我会对选举感兴趣，但说实在话，如果不是领导提出要求，我不会主动去投票。”
这位博士进一步说，“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按单位组织选举的，虽然也允许大家联名提候选人，但不管你提了多少候选人，最后协商的结果往往还是按领导的意图确定正式候选人，这样的选举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其实谁当选也无所谓，选上的人大代表我们从来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你说这样的选举有什么用？”
“我们通常以为的精英群体，如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等，也都有厌选的情绪。我在北京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专门作过调查，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待当前选举的冷漠态度让我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大系统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对选举感到厌烦。”蔡定剑说。
该项研究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愿意参加“下次选举”的人占被调查对象的70％，而汪铁民了解的实际情况却很糟糕，有四五成的人不愿意再参加选举或对参不参加选举抱无所谓态度。
为什么会厌选？“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取决于政治觉悟的高低和民主意识的强弱。”
汪铁民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选举和利益脱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选民和代表之间没有形成一种稳固的利益关系，虽然宪法和法律规定代表是由选民选举产生，必须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并没有一套衔接细密的程序设计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
其二，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作用还不够大，所以，他们无法主宰选民的利益。
汪铁民的这些观点得到了问卷调查的支持，一项关于个人利益与选举态度相关性的调查中，有47.7％的人认为“与个人利益关系密切的人参选最积极”。（在总共6项选择中，仅此一项占近50％）
素质高低与民主无关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而扩大直选最大的阻碍来自一种先验观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蔡定剑在他的调查报告中用大量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