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涵义，这就是“尚贤”的意思。“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的道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这个主张在实际上破坏着奴隶主贵族的世官世禄制度。关于“尚贤”，孔子也讲过许多话，例如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等等。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个看法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世官世禄的贵族政治；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最终又能使知识分子不脱离政治的轨道。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路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羔做费这个地方的县长，孔子说：“你这是害了别人的孩子!”子路说：“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何必一定要读书才叫作学问呢？”孔子批评子路说：“我就讨厌像你这样强嘴利舌的人。”孔子认为，没有学问没有才能的统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统治者，不能只靠世袭土地和劳动者就可以进行统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他的学生冉雍问他政治，他说：“先有司（工作带头），赦小过（原谅别人的小过错），举贤才（提拔有道德修养和才能的人）。”（《论语・子路》）有了好的统治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人民统治好，国家才能安定。孔子认为个人努力很重要，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他所说的“道”就是“仁”。靠个人的努力可以使“仁”发扬光大；并非靠了“仁”，而自己不努力，他就可以光大了。这就是说，人是主动的，而“仁”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孔子很看不惯那些不努力求上进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出息，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子罕》）由于孔子重视了个人的努力，相对地说降低了“天”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因此，他的“仁”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范畴，而且是他的哲学范畴，它标志着对人自身的重视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天”的作用的限制。从这一点说，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压低“天”的绝对性和神秘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孟子，孟子在这基础上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从而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礼”──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周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如何对待“周礼”，这个问题正表现了孔子作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主阶级思想家的特性，特别是表现这个阶层的保守性一面。孔子不仅和旧制度旧思想有着联系，而且他能意识到“礼”作为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对于新起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同样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套等级制度，他们也无法统治下去。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有一次他谈到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的舞乐，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在孔子看来当然是“不可忍”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请求哀公出兵讨伐陈恒。“臣弑君”当然是最严重的“犯上作乱”，这种破坏“礼”的行为更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了。为什么孔子这样地维护“礼”呢？因为在他看来：“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如果不懂得“礼”，不按“礼”来办事，那就无法进行统治。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破坏了，那岂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时，他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景公听了之后说：“讲得真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论语・颜渊》）齐景公倒是很坦白，公然把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礼”的作用，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正名”就是要不同等级地位的人，都要安于他们已有的社会地位，不能有非分之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看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如果人人都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去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没有什么你争我夺，社会就能长治久安了。所以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统治阶级都能按“礼”办事，对老百姓的统治也就好办了，这就是孔子说的：“上好礼，民易使”，“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这样的看重“礼”，完全是为了要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但是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等级制”不仅是奴隶社会的特征，也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加区别地维护它，客观上是有利于奴隶主贵族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到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自然也要维护其封建等级制，因此孔子这一套“约之以礼”、“正名”、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思想，很快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也是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要来维护“礼”，如果不给“礼”注入某些新的意义，那他不仅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而且更不可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和平民的暴动和奴隶的逃亡当然很严重，但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也很普遍。据记载，在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见在当时破坏“礼”制的并不仅仅是奴隶和平民，而往往就是统治阶级自己。孔子看到了这一情况，并深以为虑。在他看来，光维护“礼”的一些形式是不能真正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必须给“礼”以某些新的意义。孔子给了“礼”什么样的新意义呢？这就是他认为“礼”必须和“仁”相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礼”又有什么用呢？他反对把“礼”只当成一种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是说，如果有礼无仁，就等于把礼和礼的作用相近的乐，变成普通的玉帛和钟鼓之类的形式，失去了它真正的作用。关于用仁去解释礼的问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称赞子夏：“你真是启发我的人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论语・八佾》）这说明，孔子把“仁”看得比“礼”更根本，要用一种“仁”的精神来讲“礼”，这就是他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克己”，就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应该“推己及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复礼”，就是说“仁”又是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行“仁”，即应在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的范围以内讲“仁”，所以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克己”是讲要有自觉性。不是自觉地来实行“礼”，那是没有意义的，“礼”就仅仅是形式，是“玉帛”之类，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这一强调人的自觉性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大学》中讲修身为本，然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道德修养，就是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发展来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儒家的思想家要求人们不仅要遵守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而且要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遵守。从这方面看，孔子作为儒家的祖师爷，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绝不是偶然的。“知”──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论语》中记载说孔子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就是说孔子做学问尽力避免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全部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这“四绝”当然也是他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启发的。第三，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还包含着学习态度的问题。他认为学习的态度应该是老老实实的，不懂的就说不懂，就努力学习，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他自己就是这样，不懂就问别人，“不耻下问”。说错了就应改正，“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由于孔子抱着这样的学习态度，他的知识在当时就比别人丰富。第四，孔子教学也比较注意“因材施教”。他很注意受教育人的具体情况，他对不同的学生，给以不同的教育。他的弟子问仁、问政、问君子等等的很多，他往往都是根据不同的对象给以不同的回答。为此，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比较注意用启发式，他说：“教育学生，不到他苦思苦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他几个方面，就不再教他新的内容。”（《论语・述而》）孔子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去推动学生思考问题，主动地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是他思想中极有价值的部分，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孔子──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他对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相传《诗》《书》《礼》《乐》《春秋》等都是经过孔子整理的，这些典籍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创立者。两千多年来，对孔子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有的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评价孔子，有的是从封建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立场来评价孔子。近代，我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不同时期也都给过孔子以不同的评价。但过去的任何阶级或任何阶层，对孔子的评价都不免有片面性。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是“打倒孔家店”。当时“打倒孔家店”就是要打倒封建礼教。这次运动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向封建思想的猛烈冲击，它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进步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队伍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分，而且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对孔子也没有能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过：“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应该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对待孔子的研究也应这样。（选自《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2．孟子的性善论《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饭糗茹草”时跟做了天子后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应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磨炼战胜困难的品德，是实现理想的保证。他主张圣人可学，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孟子还认为君子应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的气概。（《万章章句上》），所以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将人性善的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章句上》）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实行爱护百姓的“仁政”。孟子极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极为不满，残酷的兼并战争和暴政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孟子对这种悲惨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公孙丑章句上》）。“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产”。二是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宽省刑罚。三是在文化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义、“明人伦”。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但他却赞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统一战争。针对当时诸侯都想一统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定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民要比国君重要得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国君若暴虐害民，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其推翻，所以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纣”，而不是“弑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虽然这种思想与现代思想尚有差异，但仍然值得我们加以借鉴。（选自《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孟子》一书的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