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中，既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情与义气，也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胸襟和境界。而当遭遇到现代商业环境的时候，往往再多的典故或是文化积淀依旧无法起到指导作用。
非常有趣的是，尽管我们自认为是一个对友情充满了深刻认识的民族，但在民营企业中往往还是“一山难容二虎”的领导结构，而很少见到盖茨和鲍尔默这种一对朋友密切合作30年的例子。即便是朋友创业，创业团队在达到或接近成功的时候“双打”结构也往往发生很微妙的变化。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三国》中刘备为兄弟而做出攻打东吴错误的决策，证明朋友感情有时可能也会成为理性判断、科学管理的羁绊和迷障。
股权隐患：早期就应以股权形式确立领导者
受“不患贫而患不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往往采用“均贫富”、共同论秤分金银的做法;而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如果是朋友一同创业的话，往往也怕论股权多少影响兄弟感情，而采用平分股权的方式，但这样往往会给公司未来发展埋下隐患。
在当年“一代标王”爱多电器创建过程中，胡志标和他儿时的玩伴、也是好朋陈天南各占45％的股份。企业成功后，“打江山”的创业者觉得另一位大股东出力不多，却坐享与自己同样的股权分红，成为日后兄弟反目的导火线，而各占45％的股权结构令两位已经产生分歧的领导者处于“对峙”而难以解决矛盾，反而受到小股东牵制。最终爱多的覆灭，与当初股权机制分配有密不可分的原因。另一家民营企业真功夫也是因为当年创始人蔡达标与妻弟平分股权，而给公司后来发展带来不小的麻烦。
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原易趣网创始人邵亦波曾经分析过这种情形，“很多时候，创始人之间不想对谁应该占多少股份进行艰苦的争论，怕伤感情，他们或者避免进行全面的讨论，或者搞得模棱两可，比如：‘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或者延后再讨论’，或者‘我们都是讲理的人，还有什么不好说，以后再说’。我们中国人没有美国人开放，因此人们更加不愿意明确讨论。问题是，这种讨论，拖得越久，越难定夺。”
事实上，看过了太多的企业兴衰，风投往往建议企业在创建阶段就以股权形式确立领导者。当年马化腾邀四位大学同学共同创业，曾有人想加钱、占更大股份，马化腾就明确拒绝了，原因是：“根据我对你能力的判断，你不适合拿更多的股份”。在腾讯创始初期，马化腾出主要的启动资金，但是把股份降到47.5％，是希望其他创始人股权的总和比自己多一点点，不要形成垄断独裁的局面。而同时在马化腾看来，“企业如果没有一个主心骨，股份大家平分，到时候肯定出问题，同样完蛋。”就是这样一个既可以充分讨论、又不影响领导者一锤定音的股权结构，使得腾讯成为互联网行业中创始人团队稳定且又具有执行力的企业。而这种从公司未来发展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朋友同学情谊出发设定股权结构的方式，也使其一直成为创业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