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是妓女数目的大量增加。18世纪末，伦敦的妓女有50000人，而巴黎有30000人。[9]而随着非法情爱的扩散，为了情爱自身目的而出现了一种新的妇女阶层。这类妇女由于社会的需要而迅速地受人尊敬的妇女阶层中占领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妇女，已经成为一种自由艺术的爱情得以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十分浅薄的形式中脱颖而出，而操纵对爱情的顶礼膜拜仪式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爱情女神”自己的手中。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妓女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妓女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性行为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快感与性爱的快感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代理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性行为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性行为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
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