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50年代，集权模式理论一直主导西方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与分析。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集权模式下，国家和政党完全主宰了社会力量，只有体制导向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参与不过是当权者用来构筑其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不具有影响政策的实质性意义。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一些从体制内当权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团体开始积极地进行利益表达，执政党并不是像集权模式所认定的那样拥有绝对权力，利益集团模式（the interest group model）应运而生。尽管遭到挑战，但集权模式中提及的政治动员理论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是被动地附和体制导向──一直影响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的看法。
70年代政治参与的一般理论研究有了新突破，政治参与的概念挣脱了民主政体的框架，选举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利益表达形式，更广泛的渠道与手段被纳入了政治参与的分析范畴之中。80年代，比亚勒（Seweryn Bialer）在对后斯大林时代的研究中发现了该社会中的独特模式（见其著作《斯大林的后继者》[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苏联公民消极对待“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包括重大的社会问题、抽象的政治理念等），却积极参与“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与公民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决策等）。这一发现自然引发人们追问：该模式是苏联特有的吗？高低层次政治的分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西方政治动员理论能否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目光很快便落到了中国身上。
然而，从纯粹的政治学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参与进行研究，东西方学术界都相对薄弱，尤其是基于实证调查探析政治参与现状的著作甚少。华裔学者史天健的《北京的政治参与》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揭示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在再现北京人政治参与的真实图景的基础上，修正了原先西方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史天健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考取北京大学，后来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任教于杜克大学政治学系。中国生活的背景与系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熏陶，使他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分析能够超越政治体系与学理分析的障碍。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史天健在民间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资助下，对北京市八个区的近千人展开调研。在充分考虑到被访谈者的心理取向和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问卷，科学的调研构筑了本书分析的前提。史天健援引了韦尔巴（Sidney Verba）等人在《参与和政治平等》（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一书中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公民通过合法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行为选择的行动”，同时考虑到比较政治学中“变动概念”（traveling concept）的缺陷，对概念作了拓展，把诸如送礼、公关等在中国极为普遍的半合法化行为也纳入政治参与的范畴，参与不局限于影响政府的行为选择，还包括所有影响政策结果的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史天健详细考察了选举、与官员私人接触、通过体制内渠道表示不满、送礼形式的利益交换、罢工或消极怠工、大字报、示威游行等近三十种北京人的政治参与形式。数据表明，北京人参与政治的多样性和程度远比想象中要高：只有10%的人完全不参与政治，即使把选举排除在外，仍然有3/4的被调查者参与到一种或多种其他形式的利益表达中。作者发现北京人有很强的适应体制能力，善于利用体制本身不排斥的渠道，通过与党政官员的多方面接触，寻找到适合个人逐利而又为体制所允许的行为方式；北京人的政治活动大都在“低层次政治”的范围，鲜有挑战体制的行为。这一结论与比亚勒对于苏联的研究相契合。
就选举行为来看，按照政治动员理论，由于受到政治动员，单位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应该拥有比分散的普通公民更高的投票率，党员更是如此。但数据表明，单位内部职工和党员的投票率不比普通公民高。体制的动员力量在北京选举活动中的作用并不如预期中重要。实际上，从1979年以来中国推行有限选举制，差额选举的出现使得体制对于选举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即通过提名候选人来施加影响力。这使得投票人具有一定的选择空间，换言之，选举开始具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早在80年代就出现了未按上级意图选举行政首长的事例。从与选举相关连的竞选活动来看，尽管该形式并没有在宪法中得到肯定，也一直为当局关注，不过1988年末到1989年初的这次调研却表明，北京人的参与要比人们想象的积极得多，等额选举明显遭到冷落。当北京人认定参与竞选活动能够带来相关的利益时，他们逐利的行为便不顾忌政府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