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伯特·博德（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哲学系退职教授）出生于1928年，他的主要著作呈现出三部曲的构思。至今出版的有《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和《现代的理性结构》。这里所开始的不亚于对西方历史的一种系统的整体构思，从希腊的开端[复数]到当代。
这样精深博大的事业需要清晰的建筑学和目标明确的选材，整体和自己的主导的陈述意图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细节上从视线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体区分”的位置[复数]上，它们对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个时代的思想形态[复数]的整体性是不可放弃的。因而，宗旨不是时间历史-全书式的总体性，而是按照事质来划分的整体性。各个思想家乃至他们的位置对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这种思把自己本身理解为一种“建筑性的”思，更专业地说：一种“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
在整个建筑学中，博德区分三种各自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精神历史阶段：（1）从古希腊直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2）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现代和（3）接下来的“次现代”[Submoderne]（博德优先选择的措辞）或者后现代。博德所关心的是突出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每一次“切割”的彻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问地设置为前提的哲学“运作连续性”的意义上，通过效用历史和问题历史的视角化把这些阶段“粘贴起来”：这样的方式只是掩盖了[如下事实]，思在每一个时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学关怀正是这种区分而言，因而需要划分各个使命的清楚界线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的清楚界线。作为在个别阶段内的位置[复数]（所谓rationes[理性关系]）的区分原则和建筑原则，一种三分式起着重要作用，博德从海德格尔的用语“思想之事的规定”那里借来这种三分。一个位置让自身由此来得到规定：它是从（一）思，（二）从[思之]事还是从（三）前两者的规定来取其开端，接下来的两个其它关系项[Termini]的顺序是如何构成的。每三个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关系]组成一个形态[Figur]，它的联系每一次由这些关系项的一位来承担并且完成。这种抽象的结构原则已经指出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内容上的区分[复数]，博德的全部工作围绕着理性地运筹和继承这些区分：“自然理性”（对于现代：“技术理性”）从作为第一关系项的思乃至认识来发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态[复数]围绕着其ratioes[理性关系]中的事-关系项，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每次皆从规定开始。[2]
在献给西方之思第一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TM）中，博德阐明“自身不再运动的形而上学”，为的是“在形而上学之知中寻访开端性的理性的或者‘开端的’思想的原则，而原则首先为历史性的。”（TM49）。这里他发现一个基本模式，这让他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分为三个同等的时代：时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态[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学的思的前面，这就是说，一种非哲学的知，一种关于人的规定的知先行于哲学。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关系中，自然理性处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自然理性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观察中提出一种知，并且试图占据原始智慧的地位。这种自然之知最终表明自身没有根据，同时带来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约束性的危机，这导致理性与自身相区分。区分是这样发生的，理性作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形而上学的”）通过自然哲学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结合”：这种衔接的发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赋予丧失约束力的智慧以相应的“逻辑”和与之不可分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把智慧建立在相应的原则上并且将它带到第一科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中。在这种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对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护或者掩护[Bergen]中，理性显示为在哲学的词义[“爱-智慧”]上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示为真实的“爱-智慧”：“形而上学知道自己从它的每一个开端上就是爱-智慧。在它的每一个时代它皆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现为科学，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智慧是给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晓的礼物。”（TM442）
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把这种结构原则应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ist]和所应是[waszusein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es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165）
在形而上学的中间时代（在博德这里中间时代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的]晚期希腊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约智慧的福音（对观福音，保罗，约翰）打破已经先于它而存在的教条的、怀疑论的和奥秘的哲学之知，哲学企图“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为智慧”（TM205）。奥古斯丁关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却不是通过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过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位置自身，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终为单纯的和不可言说的原则给予了中间时代。中间时代的哲学用奥古斯丁的爱-智慧（amorsapientiae）接受了原则的规定，与这种爱紧密联系的是“践行真理”，作为精神的行动，在这里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镜像。在结束的位置上，托马斯的神学显示自己是“中间时代的形而上学的科学”（TM301）：作为神性的科学（scientiadivina）它通过启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学联系起来。在这个合题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认识能力中始终依赖于给人们去信仰的articula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启示的智慧为概念所继承并且被掩护在科学的稳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后的时代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所继承，它是在艺术（米朗凯基罗），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鲁诺，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诗中（卢梭，席勒和荷尔德林）所宣布的对自由的知和情感。这种前-形而上学的自由的确定性现在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它在纯粹以自然因果性为依据的观察方式面前保护自由的确定性，把自由确认为必然设置为前提的理性理念。这个最后时代的完成也是形而上学历史的完满，它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实现了，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它呈现了形而上学的“完满的体系”（TM27）：“没有什么在任何较早的形而上学中……的思辨，不在这部著作中被接纳，更有甚者：在其中被创造并且从方法上巩固下来。”（TM44）在这里纯粹概念变成知的理性中介，自然和精神在理性中介里结合起来，具体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物理自然和精神自然的理论框架里（《哲学全书》）最终有效地允许概念把握的理性成为其自然对应物的主人，理性表明自身与自然是一体。理性在自身的区分因此而回溯到一个唯一的原则，它最后在黑格尔的现实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乃至理性的现实性的用语中也扬弃了任何存在和思想的差异。
尽管已陈列出呈现各个时代的结构原则，博德在这里仍然看到自身的理性使命，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理性的特殊形态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在原始智慧的形式中的关联点，另一方面是事、思和规定的基本关系[复数]每次都在变化。形而上学是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时代每次所完成的[使命]把理性与自身的区分在上述基本关系中带往穷尽自身的结束。“形而上学的共同事业”（TM50）合情合理地完成了。随着黑格尔，形而上学“关闭起来”，其完满的历史不是别的，就是爱-智慧的历史，因为：“所呈现的种种关系的结果让人认识到，人的规定已经完成，一如形而上学把它从原始的知的形态[复数]中掩护起来。”（TM686）
博德在《现代的理性结构》（=VGM）中致力于后黑格尔的现代，现代在核心处的标志是对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彻底拒绝，在理性科学中理性“事实上不和别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现代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并且“追求‘从事情上’得到规定，抵达‘事本身’[复数]，事作为某种无法扬弃的与世界理性不同的东西对于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给定的’。”（VGM689）现代理性也不再作为概念把握的而关涉到一种并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体性”：历史，世界和语言，现代理性与它们处在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是说，不再通过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关系。现代世界理性对先行给定者的省思可以分为三大形态，在这三大形态内每一个位置（或者ratio[理性关系]）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体中的一个。这种双重的三段论[Triadik]与ratioterminorum[理性关系的关系项]及其事、思和规定的变化顺序的动机密切相关，是现代整体的建筑学原则。第一个形态，对科学[复数]的省思，其标志是在内部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进入省思的全体性由此显现为具有技术规定性的整体：相互关涉的思的技术语言（弗雷格），统一的自然现实性的世界（石里克），最后是科学的问题状况的历史（库恩）。这里，现代理性作为技术的是形而上学时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种继续，然而不再有对应的概念把握与之相区别，以至于科学[复数]最终不断地陷入技术的内在本性[Inhaerenz]。随着这种自然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连续性假设，博德同时突出与海德格尔的命题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是技术之思是形而上学理性的遗产。
如果形而上学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还在现代有地位的话，那么，似乎在第二种省思中，它以解释生活为目的：在历史性生活的解释学（狄尔泰）和世界意识的现象学更新（胡塞尔）中，难道不正是在这里一种先行的赋予[Vorgabe]被理性所继承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第一科学了吗？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先赋[Vorgabe]的区别：形而上学时代的智慧[先赋]提出真理的要求并且以内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为标志，这种理性呼唤出哲学的理性[Vernunft]，而现代理性的先赋是“无理性的，体验的生命……，一如它在历史、世界和语言中展示自身并且总是被阐释出来那样”（VGM231）。因此，不再可以把这种被体验的生命的“众说纷纭的”[“doxischen”]形态放到逻辑上透明的科学统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种奠立意义的理解学说中，理解在这里是对本身无理性的生命的理解。这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逻辑表明现代解释学之思只是对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维特根斯坦对社会生活的语言性的省思给上述“形而上学的余烬”（VGM188）一个结束，哲学概念的规范区别在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中灭亡了，语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种logondidonai[讲故事][4]的形态中显示自身，这种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论证的呼喊——“我正是这样来做”——中被取消了。
博德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在由他们实现的对人的创造性本性的省思中看到现代的完成（现代的“核心省思”）。在这个“非哲学的核心省思”中（VGM362），与哲学史的鸿沟最大化了，对人的规定的追问并非从先行的智慧之知中表达出来，而是从人的本质经验中说出来，人的本质不仅向外部是创造性的，而且也正是鉴于人自身是创造的。然而核心省思的经验表明这种创造性却在历史和当前被系统地歪曲了：在资本的自我兑现过程中创造性本性贬低为商品（马克思），意志的价值创造为否定生命的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尼采），在纯粹技术的理性中结束的形而上学之思的自我遗忘（海德格尔）。所有这三个位置都回答了这种“缺失-经验”和与此相连的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困境”，答案是必要的人与自身在将来的区分：共产主义的人，超人和领受死亡的人的此-在。这第三种省思形态的世界理性突出了存在先于思想的不可扬弃的先行性，与黑格尔的现实性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处于彻底的对立和否定中。彻底拒绝一切思辨哲学，指明即将来临的迄今之人与自身的区分，在这里现代的世界理性竭尽了自己的明辨力量；它也完成了其划时代的理性使命，其结果是：现代显现为一个整体。
以变化的目光关注业已完成者，博德结束了对历史（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历史）和世界（现代省思的世界）两大“全体性”的工作，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理性关系的建筑学与语言及当代或者次现代之思的交锋：以建筑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体为目标的三段式建筑学阐明次现代的看来似乎不可简约的多元主义，他把无序的次现代（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结构的次现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和分析形态（莱尔，奥斯丁，达米特）区分开来。接下来最后一步应该是对在西方智慧形态[复数]中给予尺度的“言语”的尊崇和评价，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终作为爱-智慧而圆满结束。
博德的事业在当今的哲学风景线上当然显得像一块漂流石般孤独，作为敢于体系化的思想的见证，它现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满之前，“理性地谈论理性”（VGM16）。它以时常夺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筑学面对读者，这种建筑学无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锋在这里都应该把博德下面的话铭记心上：“因为批判不在原则上也就不在整体上造成区分，所以它停留为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没有超出诸如牢骚的价值。”（TM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