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两汉 县 司法制度 乞鞠 爱书
[论文摘要]汉代县廷的司法制度，遵循着一整套既定的诉讼程序。首先是立案，待县廷作出立案决定后，才进人审理案件的程序，案件的审结与县令长的素质密切相关。汉代司法审判程序还有一些如爱书、证据、乞鞠、监禁等规定。县级审判为第一审级，逮捕一般平民无须出示系膜等等。
汉代的县级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一直都很困难，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足够文献。由于居延、尹湾、敦煌等汉简的陆续出土，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沿续下去。作为附属于行政制度的县级地方司法制度研究更是困难重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就地方司法制度中的某一环节某一部分进行个案研究，如诬告、证据、乞鞠等。本文目的意在前人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级司法制度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对汉代最基本审级的司法状况有大致全面的了解。
一管辖范围
汉代的司法审级层次有三级，基层审级是县或侯国，然后是郡或王国，最高级是中央，中央由专门的司法机构廷尉负责。此外，承相御史以及皇帝都有审判大权，但这些都属特别管辖的范围。县或侯国是否为基层审级?学术界持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乡音夫具有审判权，说明汉代第一审级应从乡开始。其实，判断一个司法主体是否具有作为一个审级的资格，首先要看这一级的审判决定是否可以在一定范围、期间内发生法律效力，即该级别的司法官吏是否有结案的权力。其次，该级审判组织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工作，并承担行为责任。汉代的乡不属于国家的一级地方政府。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乡亭吏亦即县廷吏之出部者耳。乡是县级政府延伸的“派出机构”。最近出土的尹湾汉简《吏员定簿》部分，明确地把乡亭官吏编在县级行政部门内，也说明了乡级官吏的性质川。乡官虽然也可以在县廷的授权下，对情节显著轻微的案件进行审理，但不能自行结案，裁判权在县廷。从《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中判例来看，乡音夫审理的案子还是要交给居延县廷来决断。
汉代的基层县级行政单位除县外，还有邑、侯国等，其行政建制和县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是公主、皇族及功臣的封地。在封地里，掌握治理大权的是相当于县令长的邑令、侯国相等。本文为方便起见，在行文上只以县为准。
汉代县廷是基层法院，它主管的是一审的案子。汉代的县令对治下的编户齐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董宣为洛阳令，当场处决湖阳公主家奴田‘盆宜传’;美阳令王尊射杀不孝假子[6]王薄传令黄昌对盗其车盖者更是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县廷既然对于本辖区内平民死罪类的刑事案子都有管辖权，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一切有关平民的民事案子都可由县廷来审理。
如果当地的地方官崇奉儒学，十分注重教化的功能，他们对于民事经济类的纠纷，大多采用史称“息讼”的调解方法。两汉有许多循吏专以息讼而自称，且以调解不力为执政失败。比如，后汉的鲁恭在受理一桩争牛的案子时，因为当事人不愿接受他的调解主张而痛叹，“是教化不行也”，居然闭门不理政事婚恭传。
民事案的基层管辖是县廷，审判的机构应该是县廷。但如何看待一些乡官也参与审理的现象呢?比如上文引用的候粟君与寇恩之间的债务纠纷。其实，最初接手案子的仍是县廷，只是因为轻微民事案子对统治秩序影响关系不大，故交由乡官审理，但判决权仍在县廷手中，乡窗夫的审理结果要上报县廷。但该案的最后判决是在太守府，这是不是又否认了县廷的结案管辖权呢?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案子又被不服判决的当事人上诉到郡府。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有的学者把太守结案看作二审。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是作为二审的太守府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审理案子，只能视为发回重审。因为案子到了郡这一级，所以，居延县廷对此案也无终裁权，而是把由乡官调查审理的结果附上县廷的拟判，交由郡守判决。按现代诉讼法学理论来看，至少县廷不应该又把案子打回，继续由乡一级司法机构负责。对于重审的案子，只要原告不再上诉，县廷就可结案，但在汉代不是这个样子，不管多少级司法机构参与审理一件案子，终决权一定在较高级司法机构手中，只要当事人不再上诉。汉代也没有二审终审的概念，案子可以一直上诉到皇帝那里。
汉代司法管辖范围，主要是地域管辖，一般行凶、杀人、抢劫、盗窃等普通刑事案都以案发地为管辖原则。《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记载的大多是秦代的办案程序。有一些案例记录，某地一件凶杀案或是抢劫案发生后，首先接手的便是当地县廷，现场勘察的任务是县里派去的令史主持的川。现在的问题是秦律的程序规定是否适用于汉律。沈家本说:“萧何于是采撅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其三章何所增，其六章即李惶之《法经》也。是汉法亦本于李惺而参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袭也。汉初改秦法，主要删改的是秦法中的实体法部分，没有改动有关司法程序的部分，所以秦律的程序规定应该也适用汉代。江陵张家山汉简《奏漱书》中“不知何人刺女子蟀最里中”一案案发后，里典告到县廷，县“即令令史顺、去疚、大口固追求贼”。此案据考证是秦代的案例，但却作为西汉地方官的司法参考文献，说明秦汉诉讼程序应该是大体一致的。
对民事、经济类的案子审理，汉代采用了“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以被告籍贯地或经常居住地为准。一般情况下以被告籍贯地为准。如果被告长期远离籍贯地，就只能以他的经常居住地为准。《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一案中，被告寇恩原籍是颖川昆阳市南里，但由于诉讼发生在他客居的居延县，所以候粟君与寇恩之间的民事纠纷，便由被告的经常居住地居延县受理。
某些疑难重大的案子，县廷不敢冒然结案，会通过“奏漱”程序向上级官府申报判决。“县道官狱疑者，各漱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困删法志)。这类案子虽然仍是县廷的管辖范围，但实际上是由于移送管辖程序的介人而改变了案件的管辖性质。早在秦代，谋反、叛乱等威胁到皇权及国家政权安全的案子，也往往都由中央直接处理。
专属人身管辖的案子，如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诸侯王、列侯等贵族的犯案，县廷无直接审判权，汉代法律赋予他们“先请”权。对宗室的诉讼，汉法规定，“若有犯法当隽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阁‘百官志’。
县令长自辟的官吏，在县的司法管辖之内。县令长自辟的官属包括了除县垂尉之外的所有县廷属员，如主簿、功曹及列曹等。如崔瑞德所说，汉代“任何部门的一个首长同时也是他所辖下人员的主人和法官”，“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他们所管地区的惟一法官帕。〕。
二告诉及受理
汉代的县廷在依据法律审理案件时，遵循着一整套既定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诉讼程序的开始乃是立案。在汉代立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告”;二是官司纠举;三是自告。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告发、控告或报案，这是诉讼中最常见的案源。汉代有关文献中往往称“告勃”。关于“告幼”，学者们有众多的解释，告的争议不大，主要是劫，沈家本认为:“劫有三义:上对下曰幼;两人相对之词曰幼;《周礼》郑注‘要之’之词曰勃。”阳〕虽然各家解释不同，但大都是围绕沈氏的三种释义展开。有的学者认为劫是“上告下，即指一切官吏请示司法处理的诉讼行为，它是一种政府行为，如果缺乏这种程序，则将视为违法”[lj。有的学者认为幼即“案举犯人”，它包括二个过程，即先案后举，要发现犯罪事实或收到检举控告材料后，由有权查案的机关审查案件材料，揭露和证实犯罪人，然后根据查获的证据材料，向司法审判机关指控罪犯成立某罪。
根据汉代史料来看，“幼”的对象大多都是公职人员，因此有些法制史教材认为“劫的本意也许是指负有相应职责的官吏对有犯罪嫌疑的官吏(公职人员)提起诉讼城‘2〕。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西汉尹赏在担任守长安令期间，他安排户曹椽史及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任人杂举长安不务正业、行为不端的少年子弟，然后大加收捕，“皆幼以为通行饮食群盗”困‘尹赏传’。看来对普通人也可用勃。这里的“幼”明确地告诉我们，它是经“杂举”立案后对案犯定罪的“起诉”，不属于立案。如果我们把“勃”理解成是官府受理案子后，最后交付正式审讯时的诉状，这两者的区别也就廓然明了。
“告”是县廷管辖下提起案子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根据是否有明确的被告人与当事人的关系把告分为四类:一，告案人与被告人并无利害关系，又无明确的被告对象的，如目击人报案，比如秦简中“经死”一案属于第一种;二，告案人本身便是受害人，但无明确被告对象的，如受害人报案，奏漱书中的“不知何人刺女子蟀最里中”一案属于第二种;三，告案人不是利害关系人，但有明确的被告对象，如告发、告密，“其见知而故不举幼，各与同罪’心3〕，又如汉武帝时国家专门发布鼓励告发的“告缉令”也属此类;四，告案人与被告人有利害关系，又有明确的被告对象的，如控告，秦简中“告子”、“默妾”、“告臣”等，以及奏诚书中的“大夫禄买蟀”等。当然这些类型的“告”可以以书面的形式，也可以用口头的形式来进行。由于告的种类不同，所以它们引起的诉讼程序也多少有些不同。
汉代的法律对告有一定的限制。一是严禁诬告;二是亲子间不得相告诉。沈家本说:“诬告为害人之计划，汉法重之，即八十以上之人亦不在勿坐之列。’)[s〕诬告得反坐其罪，汉代多有因诬告而获罪的记录，如长沙刺王建德、中郎渴者张由、彭城国相赵牧等。①连高官显贵都会因诬告受惩处，可想而知，一般平民更是难逃其罚了。
汉代正是儒学勃兴的时期，也是古代礼与法相融合的时期，许多实体法都渗人了儒礼精神而发生变化，汉代程序法也受到一定影响。其中“亲亲相隐”原则的确立便是最大的变化。秦人重法，提倡告奸，无论亲疏。汉人重礼，提倡“尊尊”，一些信奉儒家价值观的官吏判案，便不断把这一原则引人司法领域中。宣帝时最终以诏令的形式肯定下来②。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原则，反而会被治罪。西汉衡山王太子因“坐告王父不孝，弃市”[6]‘衡山王踢传’。
特殊刑事案子，地方官吏亦有一定的裁决权，如汉代的不孝罪。后汉时，有陈元之母告子陈元不孝，接到案子的亭长仇览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没有正式受理‘仇览传’。
其次是官司纠举。县廷的任何公职人员包括县令都有提起案子的职责，但通常提起案子的是一些固定的部门。汉县廷之下具有这种职权的主要是县尉、游徽、亭长、乡里的乡音夫、里正等，还有关卡、传舍、市场的主管人员。这些机构的职责之一便是维护地方治安，有的是四处巡逻，比如县尉、游徽;有的可以盘查监视路人，比如亭吏、传舍吏、守律吏、市椽;有的是作为普通居民区里的负责人，如里正。他们只要在其辖区内发现案情便会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逮捕作案人，最后把案子和犯人交到县廷，由县廷受理。只要不是直接负责司法审讯的官吏纠举，任何由以上部门举告的案子都要经过县廷的表态，是进一步侦查，还是直接审讯。奏漱书中“黔城旦讲乞鞠”一案最初就是由亭吏庆盘问卖牛人毛而怀疑其有作案的可能性，然后向雍县提出，最后通过审讯才定罪[9]。因为报案的是公职人员，所以他们在上报的时候要采用书面形式，如“不知何人刺女子脾最里中”一案中，里典赢的告词就把具体的案发经历加以描绘。在此案中，里典只是告案，称不上起诉，而起诉是从狱吏查出真凶时，才算开始。这也说明，官司纠举案中，无明确被诉对象的算不上起诉，只能称作立案。
最后一类较常见提起的是“自告”。汉代的自告相当于今天的投案自首，秦简中有各种关于自告后减轻罪罚的条文。汉代虽无明文，但汉承秦制，应该也有类似的规定。《汉书》中有一些“自诣吏”、“自言”及自告的例子，如淮南王家承伍被、衡山王太子孝、候史昊等。根据史书所载，汉代对自告的案子有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如“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衡山王锡传。但是，司法官吏也完全可以无视其存在而不予理会。然而，许多犯人为求减免罪，仍会自觉投案。有些特殊的自告，即使是杀人重案，官府也可以不受理。如后汉张欲为守皋长时，县里有人报父仇而杀死仇人，自告其罪，张欲不一予受理（张禹传)。
综上所述，汉代县廷的司法程序，首先应是立案。案子被以种种形式提交到县廷司法机关，待县廷作出立案的判断后，才会正式启动书面起诉的程序。
三逮捕与审讯
汉代审理案件称作“断狱”或“鞠狱”。对审案最富实质意义的是逮捕和审讯两个环节。
无明确被告的案子要经过一番辛苦的侦查取证工作，直到找到了作案人，这种情况下的案子实际上是审讯和侦查结合在一起，破案相当于审讯。“不知何人刺女子脾最里中”一案中狱吏通过侦查破案。重事实而轻程序的汉人完全可以据此作出判决。
有明确被告的案子主要是通过审讯进行，在审讯前必须逮捕人犯，没有例外。有关当事人也会被收押，与该案有牵连的其他人也会被捕，比如证人及案犯亲属等。
官府进行逮捕需不需凭证，颇有争议。有的学者根据奏漱书的记载如“公梁亭校长丙坐在颂系，毋系碟，弗穷讯”的材料认为，汉代逮捕罪案嫌疑人要有系碟出示这一合法程序。碟书是汉代公用文书格式的一种，它可以“广泛用于验问、责问，用于名籍登录，官吏升迁任免，也可用于法律文书、财物管理公文等，可用于下行文书，也可用于平行、上行文书’，。从性质上讲，此处的系蝶可理解为逮捕文书。但是，更多的史料显示，官吏捕人，往往是无证逮捕，许多甚至是突击逮捕。在县级管辖下，有权逮捕人犯的主要是县令、县尉，以及巡视监禁乡里行人的游徽、亭吏等，这些执法吏一旦接到报案，或是发现案犯，就会立即出动，逮捕有关人犯。如县令王尊一听到有某女子告子不孝，立即派人收捕被告川‘王尊传’。又渭城令胡建亲率吏卒围捕杀人的公主家奴川湖建传’，而西汉的户墉亭长虞延率吏卒突人王莽贵人魏氏家中收捕宾客闹(延传等等。在这些捕人的案子中，都没有向被捕者出示系碟。
还有，汉代法律规定不得擅入他人住宅。居延汉简记载:“捕律:禁吏无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人室律从事。试论，如果是官吏缉捕人犯，算不算是“有故”呢?如果没有系碟，又算不算是“无故”呢?法律没有明确提到这点，实际上是默认了官吏捕人为有故，至于有没有系碟，并不重要。我想其中的原因是，对于一般平民，执法吏是可以直接收捕的，但对于公职人员，却需要正式的文书，但这只是假设，因为对于官吏逮捕平民需持文书的观点证据也不足。此外，可以从古代公用文书的性质角度来分析，汉代官僚体系中公职人员之间的行政联系，主要是通过文书来实现的。因此对于公职人员的逮捕，出具正式的文书，是内部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对于普通平民，用系碟，即用文书去征求他们对逮捕自己的同意，这在官贵民贱的汉代，是不可能的。
县廷审理的对象若逃往外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逮捕便要有正式的文书，因为县廷无权向外县发布缉捕令，所以他只能通过上级郡府或都尉府来发布。若是全国或跨郡范围内的缉捕，则要报中央，由中央通过下诏的形式传达到各地，汉代称之为“诏所名捕”，这类缉捕都是针对大案要案而发布的，居延汉简中有大量这样的例证①。这种文书不能理解为是官府捕人时的凭证，因为文书针对的对象是各级政府及有关机构，而不是案犯。同样，各县官吏有义务接受协查要求，共同缉捕要犯。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要求地方协助缉捕罪犯的记录，可以证明这点。
在追踪捉拿逃往外地的人犯时，县廷可以委托当地司法机关代为逮捕。根据出土汉简可知，本县可以有权就某事发文书给外县的机构，如悬泉汉简记载:“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丁未，渊泉垂光移县泉置，遣厩佐贺持传车马迎使者董君赵君，所将客柱渊泉。留察菱，今写券墨移书受簿入，二月报，毋令谬，如律令。”，’〕这里不妨作个推论，如果渊泉县需要效谷县地方机构给予司法上的协助，是可以通过文书请求的，从而免去了程序上的繁琐。有些时候，管辖某案的本地司法机构有可能直接派吏员到外地捉拿犯人。阁(吴佑传)
人犯被捕关押，审讯工作即全面展开。“五听”是最主要的审问方式。所谓“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它强调的是审讯官吏在审讯人犯时，要调动其所有的注意力来对犯人的一言一行观察，注重审问技巧。在“五听”的基础上，法官可以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决定是否对案犯拷讯。汉简《奏漱书》案例十七中审讯盗牛贼毛时，先洁讯，又碟答，等到有关人犯口供一致时，才确定罪状，作出判决。其中感觉不出审讯人员如何精心讯问，提到野蛮的拷打却比较多，以至“碟答毛背臀股，不审伐数，血下污地”。实际中，一件案子决断用的证据往往都是通过拷打的方法获得的。
在审讯过程中，证人也难免受拷打之苦，汉末有郭政杀人案，证人冯谅因为在作证时被拷打，结果“(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胡质传)。拷讯在司法审判上的弊病，汉人路温舒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由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路温舒传)。但它仍是汉代官吏司法审判的最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