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学界倾向于认为康、梁维新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论着直接肯定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①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康、梁维新派是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处于从封建科举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状态之中。公车上书之前，中国确已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容闳。70年代由清政府派出国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思想观念与广大接受科举教育的士子也有相当差异，例如严复。但他们都是清政府指定派出的，与科举没有关系，不代表科举知识分子的自发分化。公车上书所开始集结起来的当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批从士子中蜕变出来的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他们之所以这时候蜕变出来，有两个基本原因：（一）科举制度的危机；（二）民族矛盾的催化。
清代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又兼具教育制度的功能。到戊戌时期，这个制度业已全面腐败，其深刻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科举出路与知识分子功名意识的矛盾。功名意识是科举下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康有为说“窃计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其额至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②梁启超等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关，……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欧击。”③维新派变革科举的企图遭到了广大士子的激烈反对。尽管人人热衷于读书做官，科举出路却很窄。有人统计清代总督、巡抚一级高层官吏2748人中，有1031人出身进士，781名侍郎中，58.51%出身进士。④清代功名名额有限，尤以进士为难。从顺治3年到光绪30年258年中计开科考118科，取进士26692名，平均每科不足240名。⑤另一方面清末教育却有较大发展。除了各省州府县学而外，“大小书院则达千数百处之多。”⑥科举的拥挤令人吃惊，南方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如两广、两湖、江浙一带尤甚。徐勤埋怨说：“泰西抡才，皆无额也，而科举则不问通否，惟额是副，吾粤南海、顺德、新会、童试至五六千人，而学额仅四十；诸生试者万二千余人，而诸生不得录科者尚十之五六，监生不得录科者以千数。会试则吾粤举子五百余，而进士仅十六人……其他江楚四川亦或类是。”⑦
第二，教育内容与社会需要的矛盾。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主要形式是八股。考生必须严格按八股的形式以四书五经的内容答卷，只能代圣人立言而不许有任何发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中国近代以科技落后屡战屡败。康有为说：“况今者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宇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⑧然而科举教育却不许这样做，“自童生至壮年，困之以八股，禁其用后世书，不读史书、掌故及当今之务。”⑨“问以新世五洲之舆地国土政教俗艺，皆茫然无所睹。”⑩徐勤直接揭露说：“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门在星加坡之外者；若亲藩极贵，问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则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六千里之地与俄……而中朝若不知之。”11如此激烈的言论公然宣之报纸、书诸奏章，证明科举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严重障碍。
科举危机决定了必然会有一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分化出来，甲午中日战争恰好成为催化剂。内外变乱的历史风雨使清政权封建专制主义的声威久已衰弱，于是危亡的时代把一批普通知识分子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会东事起，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警报日夕数至。朝野上下，震掉失图。于是乡曲之儒，谈虎生变，亦稍稍生热力，萌动机矣。”12甚至清政府的中下层官吏，也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形势吃紧之际“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流散情形，不堪目睹。”13战后中日和约的内容传出，“举国廷诤，都人惶骇。”14汇集于北京的会试举子尤为激昂，最后终于酿成了公车上书这样空前的政治请愿。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请愿本身。民族的灾难呼唤着广大知识分子挣脱科举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15公车上书代表着“士”这个阶层的骚动与分化。康、梁维新派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近代历史悲壮的一页，而且引导广大青少年日益脱离科举知识分子群体，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