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本有关中国社会隐匿中的运行机制——潜规则的书之所以引起极大的轰动,可能就在于它第一次通过摘取历史上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案例,将权力运作背后的潜性规则显性化(吴思,2001)。这种轰动所提示的另一层含义是,书中所描述的这类潜规则在现实社会中依然有效,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关于潜规则的说明在当今读者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注1）潜规则的高妙之处,在于其隐匿性和模糊性造就了其不可证伪性,因而构成了常识中最为坚固的一部分;同时由于潜规则的存在是以主体的认同为前提的,因此它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处在关系结构中的主体之间形成的某种契约。这使主体的位置变得十分玄妙,一方面它无法逃脱这种规则和契约的牵制,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这种规则和契约的制定与修改的始作俑者。这或许可以视为作为社会学经典主题和困境之一的结构与行动之间关系的一个通俗版本。
实际上,社会研究的任何一个主题都不可避免地落入这个玄妙的关系版本之中。素来以关注女性命运著称的女性研究,（注2）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探寻两性关系背后的潜规则及这种规则的社会文化意义及现实后果。无论他们把这种潜规则称为“父权制”、“男权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还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其共同点都在于揭示出:性别关系的基础不在于上天铸造的两性之间可见的生理差别,而在于有关性别的文化、制度、身份中所隐含的二元制的权力等级关系。由此性别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和建构意义,也成为女性主义用以探索进而砸碎性别关系潜规则的一块砖石。
这块砖石真正传递到中国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在这之前,中国的女性研究虽然已然是社会研究中的热门领域,但它所遵循的大体上是传统社会研究的一般理路,只不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女性或者所谓典型的女性问题,基本上类似于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ofwomen),而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的研究(women’sstudies)。随着社会性别(gender)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熟知,女性研究的关注点从原有的女性群体和女性主题扩展到性别关系及其变迁,女性研究本身也更大程度上过渡为一种性别研究或者性别视角的研究。这意味着性别不仅仅作为考察社会运行和权力关系法则的一个基本社会变量得到了认可,而且作为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知识变量和方法论视角得到了认可。（注3）
金一虹的《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以下简称《父权》)一书就是体现这种转变后的性别研究新范式的一部本土代表作。虽然作者没有将此书明确定位为一本女性主义之作,而是更多地从自己的专业社会学背景出发,选择的主题也是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这一号称最经典的社会学研究议题,但是作者明确指出“选择社会性别作为观察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相信“多文化视角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的脉动,而以往最容易被忽略的性别视角,将让你看到一幅全新的结构变化图像”(前言第4页)。因此《父权》一书明显表现出以非主流的眼光对主流的现代化实践说三道四的姿态,这也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它所揭示的现代化进程中性别关系的潜规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而它作为一个性别研究的文本实践所作的尝试和面临的困窘,也勾画出了性别研究乃至社会研究中争论不休的方法论的潜规则。
一、结构与行动互动中的性别关系潜规则
如前所述,《父权》一书试图从性别角度看现代化,特别是看中国江南农村的现代化变迁。江南代表着现代化的先发地区,而农村代表着传统性别文化积淀最为根深蒂固的土壤,二者的结合巧妙地提供了本书的研究主题所需要的素材。与先前各种侧重社会变迁对妇女角色的影响的研究取向不同,作者申明自己的研究“更希望从男女两性在社会变迁中不同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切入……描述这些变化中的结构形态和关系,同时解释这一变化后面潜在的规则,比如性别分工的变化遵循着什么样的规则”(前言第6页)。这里蕴含着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男女两性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二是社会变迁伴随着性别关系的变化。因此本书着眼于将性别关系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中来考察,同时将作为个体的“性别人”置于变动的性别关系中来考察。（注4）
这种研究取向带来两个正面的效果: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单一的、抽象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而是处在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行动者。这样就避免了女性研究中的一个大忌,即以性别关系替代一切关系、以性别变量掩盖一切社会变量的“唯性别主义”倾向。（注5）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束缚于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网中的被动客体,而是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做出调整的性别关系中的主体。这个主体虽然从根本上受制于性别关系的潜规则,但同时也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冲破规则和契约、制造弹性和机会。这种对性别关系动态变迁过程本身的重视显然比女性研究中过分专注于与男性之间的横向静态比较的传统更加可取。（注6）
以《父权》一书中最具创意的关于性别分工制度的考察为例,作者通过对苏南农村工业化、非农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规则及其调整的研究发现,性别分工既具有强制性(打上性别文化标签的所谓“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又具有弹性(受经济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而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呈现出的具体分工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分工虽然有边界,这种边界却是模糊的、可变的,它所遵循的是一套男性利益优先的潜规则。“每当出现资源增量需要重新配置、两性利益格局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就有一种秩序——一种潜在的规则操纵着——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模本,可以不断地重新复制着两性之间的利益结构……两性间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对抗的关系,像一幅相互镶嵌的拼图,在每一次被打散后重新拼接时,不仅两性活动的疆域、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在发生着变化,他(她)们之间的互动也对规则本身产生着冲击和挑战”(第2-3页)。因此,一方面,虽然女性可以“越位”干一些“男人活儿”,但终究“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尤其在社会变迁时期,两性分工表现出的弹性,最终会以一种等级制的形式再次明晰化,在这种作者称之为“性别分工成极化”的过程中,男性始终保持着优先权和主动权;另一方面,在性别分工的变动和两性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中,潜规则也在一寸寸渐次失去它曾经雄霸的领地(即作者所谓“父权制的式微”),虽然在一些领域也许要扎根得更深(例如职业的性别隔离和等级差别更加严重)。这种关于性别分工的制度性潜规则与弹性实践的描述,揭示了江南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结构与行动互动中的性别关系变迁图。我们看到,传统的性别问题在这张变迁图中转变成了一个利益博弈问题,而性别只不过是这种利益较量和协调过程中的一个筹码。（注7）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张图,就会发现男人和女人虽然是这个变迁舞台上最活跃的舞者,但作者的着眼点仍在于作为现代化、市场化后果的性别关系的变革上,而没有关注这种性别关系的变革本身给社会变迁造成的影响,作为行动者的“性别人”似乎还是无法逃脱被支配的客体的命运。《父权》一书精心构置了“劳动生活”、“日常生活”、“公共生活”三个层面,试图描绘出关于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整体性的立体框架。但是由于始终围绕着不同时期男女两性生活形态和性别关系的变迁这一主题,我们看到的更像是本书副标题所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而不是作者写作之初所期望给出的性别视角的全新的现代化或社会结构变迁图。其中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看到了性别作为社会运行和权力关系机制的基本社会变量的功用,而后者看到了性别作为一种理解和研究社会的知识变量和方法论规则的功用。这意味着在性别研究中,如同在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一样,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二、没有方法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方法论之争已经成为社会研究中“永远的痛”。社会科学当初仰仗着科学主义冲天之势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靠着投靠科学这个富亲戚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发展出了貌似科学的种种实证量化研究模式。如今眼看科学主义日渐走向衰落,那些曾经不为主流社会科学所接纳的质性研究模式逐渐活跃起来,借后实证时代的文化研究之风从昔日的穷亲戚扩张成为这个领域的暴发户。这种发生在知识的没落贵族与新兴暴发户之间的争斗,由于始终未能从知识的合理性那里找到依据,最终只能解释为一种基于学术场上的权力之争的修辞之战。（注8）
性别研究试图超越社会研究中的量化和质性两大范式的传统之争,寻找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修辞,这就是倡导以性别为核心视角的批判性与宽容性并存的研究范式。（注9）然而这种方法论修辞的悖论在于,一方面,由于它是作为所谓男性化的实证模式的对立面出现的,其着眼点在于以性别为武器、从“他者”立场出发的批判,因此对质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就成为其顺理成章的修辞;（注10）另一方面,为防止自己重蹈性别主义的霸权话语,对所有研究方法持宽容、开放的态度,反对方法论上的精英主义,倡导多元化的方法就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它本质上又可以视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或者“没有方法的方法论”(Reinharz,1992:243)。《父权》一书没有就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悖论。作者在前言中只简单地提及了研究方法“以微型调查、深入访谈和焦点访谈为主”,而之所以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是因为“一旦涉及到性别结构就与特定的文化观念系统、价值判断深度交织在一起,量化研究就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前言第6页)。与只求普遍法则的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注重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和主体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下的感受,“质性研究具有的多元性、反思性、创造性和过程动态等特点,我相信能给予我更大的探讨空间,对剖析男女两性关系也更具力度,因此选择了最适于我的方法”(前言第7页)。有趣的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将对多元化的倡导视为质性研究固有的特点之一,解决了女性主义的质性偏好与无方法修辞之间的悖论。所以在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江南农村社会变迁的庞大的“笔记式的记录”,它不仅仅局限于作者提到的几种质性研究模式,还包括一些取自量化研究的材料,以及直接来自被访者的口述材料、来自其他文本文献的研究和来自作者本人的经验描述。
因此准确地说,《父权》一书与其说遵循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修辞,不如说采纳了一种没有方法的方法论。作者无非是根据自己对性别的理解,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社会变迁时期江南农村两性生活和关系互动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主流的现代化研究文本中是无法看到的,因为在方法论的选择中许多信息已经被滤去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故事讲述过程中,作者始终没有将自己游离在外,无论作为事件的观察者、谈话的参与人、还是个体经验的叙述者,都以“性别人”的身份参与了故事的建构,这使得作者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与书中的被访对象总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这种通过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多元化互动完成的文本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它很容易成为材料的散漫堆积,因而对作者的叙述所依据的理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也是《父权》一书的最大弱点——丰富的素材未能掩盖其理论凝聚力的不足的原因所在。
三、走向日常生活的性别研究
实际上所谓理论的贫困不仅仅是性别研究领域、也是整个社会研究领域的一大通病。但在后现代主义的修辞里,无论是理论的贫困还是方法论的终结,都预示着学术开始摆脱虚假、抽象的宏大叙事模式,走向日常生活的实践,因此这也是迎接社会科学新范式到来的时机。尤其对于遭遇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种种不适的中国学者来说,探索布迪厄所谓“实践的逻辑”已经成为引领这一领域的一个新时尚。（注11）这意味着学术正在试图摆脱其高高在上而缺少现实共鸣的权威形象,走向通俗化与人性化。
《父权》一书从研究理路上说基本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也是女性主义研究所竭力倡导的。从知识来源上说,这种研究重视来自弱势群体和处在底层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作为研究者个体的经验感受,因此它更加注重处于结构中的关系互动和动态变迁过程的研究;（注12）从知识的过程看,这种研究强调知识产生的具体文化情境,以及研究者与当事者在知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非常重视知识的叙述形式以及语言在这种叙述中的地位。（注13）从对知识成果的理解来看,这种研究反对知识的伪客观性和垄断性,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开放性,因此决不回避知识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者的立场。《父权》一书的作者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描述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地方性知识”,不求全面系统和深刻,只想把握变动时期的一种“过程感”(前言11-12页)。（注14）在叙述故事的语言选择上,作者保留了大量来自当地的非学术的民间词汇,“首先是因为它的生动性和语义的丰富性,另一方面,由于希望突出叙说者的经验,我也较多使用一些没有经过严格界定但有着生活的鲜活性的民间语言”(第3页)。这样书中许多原汁原味的人物和故事叙说都带有新鲜出炉的生动和清香,体现了研究者对当事人作为主体的尊重和对研究过程本身的反思意识。（注15）
然而这种新的研究理路面临的困窘也是有目共睹的。当方法论越来越沦为一种修辞,当理论的争辩更多地被形形色色的故事讲述所替代,当学术场上的权力和话语之争逐渐左右学术共同体的视线,所谓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知识所能创造的空间究竟还剩下几许?当知识的情境化、地方化逐渐蜕变为知识的个体化,社会研究所能给予人们的除了文学式的情感体验之外,还有多少可供交流的公共词汇?靠突破常识起家的社会科学,如今是否只能靠打破学术与常识的界限、选择重新回归常识或者与常识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才能保全自己日薄西山的命运?在学术本土化的旗帜下,社会研究包括性别研究都必须重新找到一份自己的潜规则,而金一虹的《父权》一书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虽然仅仅是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