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渊阁四库本）云：
“王彭尝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代“说话”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说：
“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祥、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扮。外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元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于此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代已经成为“说话”和影戏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识之谈，故略而不论。按关羽崇拜之起源演变牵扯复杂，笔者已有数篇文章论及。⑵宋代“说三分”即《三国志》的文学化和大众化所以会在仁宗朝骤然兴起，应该还有具体原因。不妨拈出苏轼（1036－1101）为例，略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则，不过是本文的逻辑框架。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惯伎耳。可能是故意制造商业噱头，也可能是靠张力取得论证空间。欲知本文如何，且听一一分解。
一，史观论断：“帝魏帝晋”与“尊刘贬曹”
以苏轼为例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历史观念之转变，在北宋颇具代表性。
《三国志演义》“尊刘贬曹”倾向的形成，无疑与宋代理学兴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鉴纲目》的盛行有关。而原其初始，则起于欧阳修（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着《原正统论》引起的“正统”之争。⑶要言之，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⑷用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总结的话，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着《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熹）作《纲目》以纠之。”笑到最后，笑得最好，还是朱熹理学之论占据了历史的上风。
青年苏轼赞成欧公“魏统”之论，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时，已撰有《后正统论·辨论二》反驳章望之。⑸事实上，眉山三苏对蜀刘政权及诸葛亮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如苏洵（1009－1066）以为“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权书·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苏轼《诸葛亮论》则批评说：“取之于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并历数“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并断言“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东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本）在《魏武帝论》中则径称“帝（曹操）”为“智者”，唯“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惜其赤壁之败而未能统一天下。（《全集》卷四十二）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顺带还批评到刘备，以为：“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宋文鉴》卷九十九）可见尽管三苏是蜀人“蜀党”，当时却丝毫不以帝蜀为意。⑹
在参与国事，尤其是经历“党争”以后，中年苏轼的情感观点发生显著变化。如赞扬孔明：“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泪垂。”（《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⑺元丰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纯甫》诗，又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⑻遭遇“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所作《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撰于元丰五年）则以盛赞周瑜倜傥风流，抗御强敌为主，于曹氏仅以“固一时之雄，而今安在哉”感叹世事之迁。⑼
经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晚年看法大有不同。他认为“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全集卷九十四·题三国名臣赞》）已视诸葛为三国之首杰。在谪居儋州时还说“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和陶杂诗》之六），又道“管幼平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宵而已，终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杀之乎？”（《东坡先生志林》卷十二）并以为：
“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而尔其势绝不两立。非公诛操，即操害公。”“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⑽（《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宋人治史之风颇盛，苏轼最初也以“史才”自任，并曾对《汉书》下过功夫。⑾苏辙《栾城集·墓志铭》（《宋史·苏轼传》亦同）云：
“公生十年，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⑿
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略谓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励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因得罪权豪，“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中不屈，后释归乡里。（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抱诏书“伏床而泣”，县令“出解印绶，引与俱亡”，而滂“即自诣狱”，母与之别，勉励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死年三十三岁。这个经历与苏轼缘“乌台诗案”系狱和“元佑党碑”谪儋两次贬斥的坎坷极为相似，苏门弟子之遭遇亦仿佛“范党”。苏辙所以为乃兄特书此节，正是标榜苏氏一门的风节自励，这与《宋史·苏轼传》论赞奖誉“其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如出一“辙”。考虑到范滂实与曹操同一时代，则苏轼以自身遭遇，领悟到“成败论英雄”史观的缺失，从而颠倒了对曹操和诸葛亮的历史评价，是一重要变化。⒀
又王楙《野老记闻》载：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否？’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心。’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⒁（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事虽不必有，但可觇知后人以为苏轼历史观念的道德倾向，较之乃师更为严格。据说王安石曾劝苏轼重作《三国志》。邵博（？-1158年）《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一：
“东坡自黄冈移汝州，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⒂（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它笔记亦有类似记载，大概苏轼的历史观念正在剧烈变化之中，他的婉拒自有其意味深长之处。⒃
作为观念转变的背景，还有数事，略可一道：
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可知宋初馆臣对《三国志》的印象不佳。范仲淹词《剔银灯》也表现了类似情绪：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尪悴。只言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中吴纪闻》卷五，载《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
王安石《读蜀志诗》亦云：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王临川集》卷三十三）
其实北宋外临契丹、西夏，所据亦汉疆之三分之一隅耳，即使澶渊之盟与北辽暂息兵戈，但苟安之下，必有祸患，哪来恁大口气？且范、王二氏都是以恢复为己任，敢于担当的重臣，范氏还有抵御西夏，“先忧后乐”的传世之誉。此番言语或出于年青位低，不负责任之时，于此亦可知欧阳修撰《正统论》时的舆论倾向。
宋神宗赵顼就开始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媿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二册页429，中华书局校点）。赵顼亦不满于曹操，“苏子瞻自湖州以言语谤讪下狱，吴充（1021－1080）方为相，一日问上：‘魏武何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也？’上惊曰：‘朕无他意，只欲招他对狱，考核是非耳，行将放出也。’”（吕希哲《吕氏杂录》）陈善《扪虱新话》“苏氏作《辨奸论》憾荆公”条：“（苏轼《王司空）赠官制》当元佑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可见“尊刘”及褒扬孔明之论，与“贬曹”之风,或者就始于赵顼朝。只是王安石由“诸葛亮”忽然被诋为“曹操”，弯子未免转得太大一点。盖北宋朋党攻忤之论褒贬特甚，正所以见出历史观念之落差。清代馆臣以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⒄恐怕也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
笔者所以把目光狃结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强化道德评价，且于后世史学影响极大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均修撰于此时，而“帝蜀”“帝魏”之争当时看似热闹，实际已经开始消歇。有关三国历史观念的转换情况，还可以用《三国志演义》传本以外，且被定为“宋元旧本”的两篇有关三国的话本作一比较。
明人所辑《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第三十一卷），或为宋人“说三分”内容之一。其以楚汉相争之宿怨，分派三国鼎立之是非，以道教神祗玉皇阎君，发明佛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可谓奇思妙想。如以刘邦托生汉献帝，受尽韩信托生之曹操欺侮，“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又以司马貌断狱公正，“来生宜赐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马之家，名懿，表字仲达。一生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只怕后人不悟前因，学了歹样，就教司马懿欺凌曹氏子孙，一如曹操欺凌汉献帝故事。”仿佛家庭纷争，邻里纠葛，就毫无理学“尊王”之观念。又独以彭越后身为刘备，“千人称仁，万人称义”，有所偏袒。最有意思的是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唯因前生有孽，“二人都注定凶死，但樊哙生前忠勇，并无谄媚；项羽不杀太公，不污吕后，不与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来生俱义勇刚直，死而为神。”又似乡塾斤斤计较，自谓分别因果，妥贴安排，但已粗现“尊刘”倾向，与王彭转述的北宋说话若合苻节。此说带有北宋浓厚的民间平话特点，可以肯定出现在理学“帝蜀”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却又与欧阳修所持“帝魏”论绝不相侔。⒅
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话本》辑有《夔关姚卞吊诸葛》一篇，叙及仁宗嘉佑五年嘉禾人姚卞应“成都府安抚晁尧臣”之邀赴蜀攻书，路经夔门关时致祭孔明，遇“葛姓老丈”问难曰：“昔日汉室衰微，奸雄竞起，跨州连郡，以众击寡，不可胜计。且如魏有张辽、张合、徐晃、李典、司马懿等辈，吴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此数子运谋决胜，用武行师，未尝败北，解元并无一言称道盛德。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虚费钱粮，功业小成，何如此之浅陋！解元以为世之罕比，莫非太过否！此乃老夫胸中之疑，愿足下察之！”而姚卞为孔明辩护之慷慨陈词，并为朗吟一赋“灰飞烟灭”云云。不料所见正是诸葛亮托化，不但酬谢姚为之释疑辨诬，而且特开后门，梦中授题，使其高中科第，以后历仕显宦，并特以晁尧臣之口，盛赞他“如此饱学栋梁之才”云云。⒆其实“葛公”之言恰是典型的“成败论英雄”，正类三苏当年；而姚卞义正辞严之反驳，又与苏轼晚年见解接榫。又话本中姚卞之“解元”名号，亦可与后文论及南宋“说话人”情况相参证。特以话本形式表出，即南宋失意文士沦入瓦舍书场“演义”之类。可知上层观念之转变，已经悄悄开始了向平民百姓传输的过程。后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