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艾思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指在中国应用、具体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才能被中国人真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改革开放前，艾思奇是在我国最具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介绍、宣传普及、学术研究、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深深地刻上了他的印记。从今天的视野看，在艾思奇的诸多成就中，有一点应当高度关注，这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
一、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毛泽东本人在1938年10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1]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值得关注的是，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2]“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3]在这里，艾思奇所倡导的哲学的中国化运动，有一个中心，因为“没有中心就说不上运动。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4]，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哲学的中国化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在中国从世界观层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毛泽东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考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毛主席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5]应当说，这种应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的，体现着哲学的普遍性特点，在这种应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发挥著作用。
其次，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艾思奇强调得较多。例如，他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政策。”[6]在艾思奇看来，“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不停止于抽象的理论，而要由理论具体化为各种术的方法规则，就在于通过‘术’而与实践结合起来”。[7]可以说，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脱去其普遍的、抽象的理论形态，而具体化或者说转化为某种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策略和方针了。
再次，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艾思奇看来，“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8]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他强调指出，所谓“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而马克思主义“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需要“愈更能创造”，这样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9]艾思奇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决不全靠输入的。”[10]更明确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多地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如果脱却了创造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究也摆脱不了本本主义的束缚。有鉴于此，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动“不是书斋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来运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11]。
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具体化和发展这三层意思是相互贯通的，是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三个方面，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割裂出来、孤立起来看待，都会具有片面性。可以说，在应用、具体化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应用和具体化，应该是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的链条。
为了捍卫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述定位的合理性，艾思奇还对当时的两种质疑或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第一种意见是叶青提出来的，他认为应用、运用、理解、宣传等等还谈不上中国化，因为所谓中国化“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12]艾思奇则认为，在应用过程中体现着创造和发展，此外，中国化也并不意味着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第二种意见是林冰提出来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直接运用于具体事物的认识，后者要依赖于具体科学的认识。艾思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渗透在具体的科学认识之中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应用的。[13]
二、为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
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化的资质。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是客观地具体地研究问题的引导。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1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15]，由此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资质，或者说可能性和必然性。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必须要中国化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在艾思奇看来，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能够独立存在的只能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的诸多个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则只能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这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是毛泽东明确提出来的。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6]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比较明确，这就是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并借助于个别而存在。其用意在于指出，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个别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借助于民族形式，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艾思奇认同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阐发道：“就中国来说，这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然而并不因此就丢开马克思主义。”[17]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必须通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完成自身。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空理论，而是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行动有分不开的联系”；“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不存在于名词的琢磨、公式的引用、‘纯逻辑’的空‘理论’里，而存在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正确指导中，如果脱离了实际问题的解决，那么，无论说一千百万个辩证法唯物论的名词，也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18]“理论的作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旦离开实际，就转化为死教条，成为主观的空调头。在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里看来，也许这仍然是‘理论’，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不体现为理论形态，而主要体现为实践形态，实践形态包括着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则需要上升为实践形态。所谓上升到实践形态，就是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在中国则表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这一点上，艾思奇很忠实于马克思的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某种程度上说，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成为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中的灵魂。
再次，只有实现中国化，中国人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种无主体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它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对其承担责任。在中国，这些主体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怎样才能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呢？艾思奇认为：“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目标，与研究其他哲学不同，研究其他哲学，大都只要能够‘著书立说’，讲出一套理论（这就是说，只要能够‘说明世界’），就算是有了成就。而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则不然。要评判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并不在于（至少是不完全在于）纯理论本身讲得多么熟练，而要看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或与革命有联系的问题）的时候，能否在辩证法唯物论观点上给予正确的解决。能够常常正确解决问题时，才算是达到了研究的目标，才算是把握了辩证法唯物论。”[21]在艾思奇看来，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判断的标准根本上不在于理论的熟悉程度和讲出的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契合程度，而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于实践。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哲学，这自然需要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