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历史的发展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大川，在每个别样的时代都泛起各式思想的涟漪。学派之间激烈的论辩恰似川流的浪花，永不停息地拍击终极关怀的河岸。从米利都学派到现代过程哲学，如此浩渺的川流蕴含着几千年人类思维的结晶。与此同时，有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样浩渺的一条思维大川中，为何近当代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因素、经济状况和时代要求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为深刻的要素促成这一选择。本文立足于哲学思想领域，试图通过分析中西方哲学异同，考察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来探讨这种选择答案。文章旨在剖析客观实事，并非功过评价。
一世界的终极原因
在西方哲学中，对现象世界背后的终极世界的研究始终具有统治性地位。回眸西方哲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的理念论，已经在早期哲学中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本质世界如何构建现象世界的理论。而普罗提诺更近一步把理念论提到的理念通过收容物缔造世界万物转述为神通过流溢的过程创作世界，直至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中世纪神学家将关于上帝的知识发展出完整体系。对于西方来说，存在性质以及广延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越于现象世界的终极原因或者上帝是至关重要的。奥古斯丁如是说，对于上帝的定义，我们已经无法用上帝是什么这样的肯定定义法则来表达，而是要通过否定法则，即上帝不是什么来达到对于全能的、至上的上帝领悟，从而排除那些对于上帝的意义有所局限的有限定义。尽管并不是所有学派都引用上帝这个概念，如后来的黑格尔引用了“绝对精神”，康德使用“物自体”来代指本体世界，但给予世界一个终极意志的似乎总是存在。
当我们回首中国哲学的发展会发现，这种对于终极原因的研究是缺如的，这导致了我们对于形而上研究的放弃转而求助于物质秩序第一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精明之处在于，它在很早就提出了关于世界本质原因的命题，但是与西方不同，其对于世界终极的解释不在于某个带人格化色彩的全能的神的陈述，而是类似马克思所指的“规律”的形式。而且中国哲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显露出了这种倾向：当其他文化还处于多神崇拜和原始崇拜的时候，古老的易经已经把世界本体解释为太极中阴阳二元素的矛盾转化，以及衍生出的类似毕达哥拉斯式的形式概念，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再生八卦等。排除一些迷信成分，这种带有辩证法意味与唯物主义色彩的世界观是易经的一大亮点，并且它的这个基本观点支撑了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国哲学的思想。道家将太极阴阳的终极原因发展为道或太一，通过“道法世界”来解释世界，认为世界的发展与变化遵从道的规律。儒家则承接易经对于本体世界的解释，并通过社会伦理与等级观念建立了一整套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则更是强调了世界是由抽象形式加原初质料而组成的，而非人格化因素，因此消除人欲，唯存天理。
所以，与西方对比中国古典哲学更具有马克思哲学所倡导的唯物倾向，即将世界终极归结为某种规律式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全能的上帝及其意志对于世界的延展。这也导致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中的物质秩序第一，以及世界是变化的、由矛盾统一的规律统领的相似观点。事实上，易经中所提及的阴阳转换，“阴中存阳，阳中有阴”就是一种很朴素的辩证法，它用阴阳两个对立的矛盾元素来指代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对立因素，并表述了阴阳矛盾导致事物发展，再次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遇。其次，由于中国哲学对于世界的解释倾向于规律，因此在终极问题的探索上常常与伦理道德等现实问题相结合，这也使得中国在选择众多西方思潮时排除了那些带有形而上观点和神学色彩的流派，而选择了辩证唯物的马克思主义。
二物质秩序
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早期哲学，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最低级形式存在的。柏拉图学派称物质是灵魂堕落的原因，灵魂与物质的结合是人最大的荒谬，“物质总带给自由的灵魂以各种羁绊和痛苦”。
而基于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神学，也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等级是从高到低，从神圣形而上到最低端的物质世界。因此，对精神的研究重要于对物质的讨论（直到科学的端倪）。
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处于西方哲学后期，并且是基于对社会存在的观察与批评而产生。尽管如此，马克思哲学也是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浸染，并且结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物质秩序第一的观点。对于黑格尔将历史解释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马克思倾向于费尔巴哈所说的历史是人自我实现、自我斗争的过程。但是他仍然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正题与反题矛盾对立进而产生新的合题并继续斗争的辩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