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5年，蒙古杰出首领铁木真以西夏收纳蒙古仇人为借口，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进攻。《元史》卷1《太祖纪》载：“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从此，拉开了蒙元帝国吞并西夏王朝的序幕。经过长达22年的征讨，1227年，蒙古大军第六次出征西夏。这次出征，给内忧外患交加的西夏王朝致命一击，西夏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按照封建社会的修史惯例，亡国之史，由一统天下后的王朝来编写，以利于统治者从失败者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讲，蒙元时期是编著西夏专史的最佳时期。在这一时期，大批西夏图籍没入元朝府库，原西夏国的史官中仍有人替元朝从事编史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史料完备的西夏专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实却是：自元灭夏至明灭元(1227―1368)，141年的时间，竟没有一部由元人编著的西夏专史单行于世。元人对后世了解西夏史作出的一点“贡献”是：《宋史》卷485、486《夏国传》、《辽史》卷115《西夏外纪》、《金史》卷134《西夏传》。三史夏国传算是元朝史家对西夏国史的总结，但这远远不能代表西夏历史的全部。没于元朝的西夏图籍，在元统治者的授意下，经过元朝史家的精心删汰，绝大部分成了不传的秘籍。这批珍贵图籍的亡佚，不独对编写西夏专史，就是对编写中华民族通史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元朝史家何以对西夏历史讳莫如深至此?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寻觅答案吧!
一、发生在元朝的三次西夏典籍聚书事件
在蒙夏关系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这其中至少有三次事件的发生和西夏国典籍的聚散有关。巧合的是，这三次事件集中发生在西夏历史的最后两年。通过对这三次事件的剖析，我们从中或许能获得某种启示。
第一次聚书事件发生在1226年秋7月，蒙古大军进攻西夏重镇西凉府。《西夏书事》卷42载：“宋宝庆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干定三年秋七月：蒙古主进兵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手中流矢，不稍动。守臣斡札箦力屈，率父老启门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皆不守。”①《元史》卷1《太祖纪》、卷146《粘合重山传》记载了大致相同的事件。西凉府是西夏河西重镇，此时河西走廊大部分已为蒙古所占，仅剩西凉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的宿卫官粘合重山指挥蒙古大军攻城，虽受伤中箭，仍奋勇麾军冲杀。守臣斡札箦眼见城池不保，为避免城破后被蒙古大军屠城，他只好率众开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遂陷没于蒙古。由于斡札箦本人特殊的身份，使得这次投降的意义非同寻常。
《西夏书》卷2《斡札箦列传》载：“斡札箦，西夏宁州人，掌其国史。”②西夏国斡氏家族历代都在西夏国掌管国史。掌国史者，他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国史资料库，对西夏国历史，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更深、更细。史虽未载，但可以想见，职掌西夏国史的斡札箦，伴随着他的投降，必然会有大批的西夏图籍没入蒙古帝国的府库之中。这批图籍弥足珍贵，对西夏国意义重大。它们的流失，更由于斡札箦的降元，对西夏统治者打击沉重。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就在斡札箦出降的同年同月，西夏国在位四年、年仅46岁的第九代皇帝德旺“忧悸而死”。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儿子目见被立为新主，这位临危受命的西夏末主，并未能挽救西夏王朝于将倾，西夏王朝的土崩瓦解，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之下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次聚书事件发生在斡札箦力屈投降的同一年。这年十一月，蒙古两路大军形成钳形攻势，围攻西夏陪都西平府灵州。西夏将士尽管顽强抗击，还是未能挡住蒙古铁骑的冲击，灵州城陷，废太子德任被俘后不屈被杀。在元朝的历史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耶律楚材，就参与了这次灵州大战。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死于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享年55岁。他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契丹贵族家庭，从小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并逐渐成长成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仕元后，希望蒙古统治者能改变其惯用的尚武轻文的治国方略，改用儒家的讲求仁义的政治主张来治国，也就是希望蒙古统治者改武治为文治。耶律楚材把治国文臣比作是“治天下匠”，并以“治天下匠”自居，但他的主张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元文类》卷57宋子贞作《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见知，乃诧于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西夏遗民常八斤因善于修造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他本人对耶律楚材的儒生之见深感疑惑不解，在“本朝尚武”的情况下，耶律楚材却极力劝说统治者以文治国，这种儒生之见不是太过迂腐了吗?面对常八斤的“高见”，耶律楚材表现得相当冷静和自信，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斗胆”自封为“治天下匠”，灵州大战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他做为“治天下匠”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载：“丙戌冬十一月，灵武下，诸将争掠子女财币，公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而已。”1226年，西夏灵武城破，元朝将官一如既往地贪心女色、财物，耶律楚材独具慧眼，专力于两样事物的搜集，一样是西夏典籍，一样是药材大黄。耶律楚材搜求亡国之遗书的作法同汉相萧何有异曲同工之妙。《史记》卷53《萧何传》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籍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图}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国书也。”萧何不取秦国金帛财物，独收其图书，为汉王刘邦一统天下立了头功。通过这些律令图籍，使刘邦对天下关塞险要、人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都能了如指掌，后来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料敌制胜，萧何功不可没。作为不同时代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本人也一定会从所搜集的西夏典籍中分析西夏亡国的历史，将其经验教训上奏元朝皇帝，力求让自己的建议对元朝统治者实施统治产生重要影响，至少可以让他们吸取西夏亡国的教训。
第三次聚书事件发生在1227年。灵州一战，西夏主力被歼。蒙古军遂扫荡西夏河东地区，从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最后包围了中兴府。随后，西夏军民进行了半年的艰苦卓绝的中兴府保卫战。夏末主目见懦弱无能，全赖右丞相高良惠督率百官，日夜坚守。1227年4月，高良惠因积劳成疾而卒，被围半年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又遇到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疫病流行，军民大多患病，眼见江山不保，末主目见只得遣使乞降。《元史》卷1《太祖纪》载：“目见率文官李仲谔、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图籍出降。”此次所献图籍，是夏主乞降时才最后献出，它们对西夏的重要意义不言自喻。作为一个与宋、辽、金、元相伴的封建割据王朝，1227年，在蒙古大军强大攻势下，终于停止其历史前进的脚步，定格在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干定四年。夏末主目见投降后不久，成吉思汗因病去世，为防止意外发生，蒙古秘不发丧。同年八月，对此事不了解的目见前往蒙古军营晋谒成吉思汗时，拖雷遵成吉思汗遗命，执杀目见，随后入中兴府，大肆屠战，将宫屋陵园付之一炬。党项羌族统治近200年的西夏王朝从此灭亡了。
分析上述三次事件可以看出，在西夏将亡的最后两年，西夏图籍也是命运多乖，两次是夏人被迫献上，一次是元人主动收集。西夏图籍没入元朝府库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造成的客观结果都一样，即战火并未使西夏图籍散失殆尽，相当多数量的西夏图籍在西夏亡国后被元政府收存，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三史《夏国传》的编修
西夏国，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被蒙元帝国灭亡了。按照封建社会的修史惯例，为西夏国修专史是元朝史官责无旁贷的。
西夏本有国史，史载，斡札箦即为掌国史者，有夏一代，斡氏世掌国史，其子弟中多知书者。仿唐设国史馆之制，西夏仁宗于天盛十三年(1161)春正月，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为学士，俾修《实录》。同年夏五月，仁孝命王佥等掌史事，纂修《李氏实录》。夏国文臣所作的国史及实录必是用蕃书即西夏文写就，到清末还有传本。据柯劭?《西夏纪序》载，光绪七年(1881)，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四川成都客居，他曾见到有人收藏数册西夏国史，王懿荣认为皆用梵字写就，柯劭?指出非梵字，是西夏文，嘱咐王懿荣速去购买，但藏史人视之为鸿宝，不肯出售。此后该书的下落便成了不解之谜。西夏国亡，其图籍皆没于元，元人修西夏史可以说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
然而，元政府似乎并未打算给西夏国修专史，对于这个与自己一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元政府在修史时未给以足够的重视。元朝建立不久，即着手组织编写宋、辽、金三史。但因三国同时存在，究竟应以谁为正统，采用怎样的体例编写，朝廷内部意见不一。一派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则坚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③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从而影响修史工作的进行。元顺帝时，脱脱任中书左丞相，主张宋、辽、金各为一史，独自成书，各与正统，各与其年号，并钦定修史义例。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顺帝采纳脱脱的建议，诏修宋、辽、金三史，令脱脱为都总裁，主持修史。至正五年(1345)十月，三史即告完成，皆署脱脱等修。西夏国的存在，毕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元朝史官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分别有两卷《夏国传》、一卷《西夏外纪》和一卷《西夏传》，算是对西夏历史作了总结。在作这样的总结时，元人参考了一些西夏文献，其中以汉文西夏文献为主。修《宋史・夏国传》时，明确提到的汉文西夏文献是宋人孙巽编著的《夏国枢要》。《宋史》卷486《夏国传论》曰：“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号，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修《辽史・西夏外纪》未言史料来源，清人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史部・载记类》著录有《夏国史》，这很可能是一部汉文西夏史书，辽时此书尚存，元人修夏国传时不知是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