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关键词] 侨词；卫生；物理；小说
对译西洋术语的近代汉字新语，多在“中-西-日”三边互动过程中生成，有的经历了长达一二个世纪，甚至三四个世纪的游徙、变迁，方得以定型。因此，这些新语的源头及发展脉络，往往在漫长的时空转换中变得模糊不清，以致若干有影响的论着及外来语辞典，也将某些新语的来源张冠李戴，尤其是常将本为在中国创制的新语。当做“日源词”。之所以发生此类问题。原因之一是。有些中国典籍(如明末工艺集成之作《天工开物》、造园集成之作《园冶》)在中国失传，却在日本流行，近代方逆输入中国，其中的词汇便被国人当做“日源词”。据有关论文考辨，一直被园林界视作日本进口的关键词“造园”，其实是“中源词”，明末郑元勋为计成的《园冶》撰题词，已用“造园”一词，该题词曰：“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园林学家陈植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得见清代以来失传近300年的《园冶》，他后来在《造园学概论．自序》(中国建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说：
造园之名，……不谙其源者．当亦以为我为日本用语之贩者耳！抑知日人亦由我典籍中援用邪？斯典籍为何？乃明季崇祯时计成氏所著之《园冶》是也。
这种误将失传的中源词当做日源词的情形，有一定代表性。
原因之二是，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晚清人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创制的一批对译西方概念的汉字新语，当时在中国并未流行，却很快传人日本，在日本得以普及，有的还被重新改造，至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赴日．把这些新语转输中国，国人亦将其当做“日本新名词”。这也是一批逆输入词汇，称其为“回归侨词”，较之“外来词”更为恰当。
一、“卫生”的娘家
许多论及中日语汇关系的著述和外来词辞典，都把“卫生”当做日源词。厌恶“日本名词”的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还专门将“卫生”当做有“日本语臭”的词语，指责其不合文法、理数，应予取消。其实，“卫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古典词，完全符合汉语构词法，也易于从词形领悟词义(保卫生命)。近代日本人借用这一汉语古典词对译西洋相关术语hygiene，而且曾经恭请访问日本的中国士子为之溯源，论证该词合乎理数、文法。
“卫生”典出《庄子．庚桑楚》。该篇讲到，楚人南荣朱拜谒老子，求教治病之术．于是有与老子的一番对话：
“朱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
郭象的《庄子注》将“卫生”诠释为：“防卫其生，令合道也。”
庄子还有“养生”之说，《庄子．养生主》：“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卫生”，即“防卫其生”．较之养生，其保护生命的含义更强烈。庄子以后，“卫生”一词常为人用，东晋．陶渊明《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清．唐甄《潜书．五形》：“贵人之处，卫生常谨。”这些用例中的“卫生”，均指防卫其生、保卫生命。古籍中还有以“卫生”作书名的，如元．罗天益的《卫生宝鉴》，明．胡整的《卫生易简方》。晚清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将to protect one's life译作“卫生”，稍后，傅兰雅于1881年译着《化学卫生论》刊行。足见“卫生”一词，从古代至近代中国沿用不辍，其含义也一以贯之，是“防卫其生，保卫生命”。
幕末、明治间，日本在译介西方医学及保健知识时，曾用“摄生”、“养生”、“健全”等古汉语词翻译hygiene，最后定格于以“卫生”译之。明治年间，日本不仅在医学、保健类书刊中广为使用“卫生”一词，而且于明治十年(1877)以“字面高雅”为由，将内务省下辖主管医疗、保健业务的部门从“司药局”、“医学局”更名为“卫生局”。但这一新的官署名并没有被认同，在日本朝野尚存争议，有人主张以“养生”代“卫生”作局名。
清光绪十三年(1887)．总理衙门议奏遣员游历章程，朱批“依议”，于是举行考试，选举派出人员，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被派往游历日本及美洲。同年8月，傅氏抵日本。于明治二十年底(1887年12月13日)访问内务省卫生局。其时正困扰于署名正否的卫生局局长兼元老院议官长与专斋，请教傅云龙：“卫生之目当否?”傅云龙当即为之作《卫生论》一篇(收录于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首先从问题的提出说起。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 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
可见，直至明治二十年，即“卫生局”命名后10年，日本内务省卫生局之名，尚争议未决，故长与专斋局长希望得到来自汉字文化母国的华人学者的论证。傅云龙不负所望，在《卫生论》中洋洋洒洒，详考“卫生”一词的来龙去脉：
案《说文解字》“卫(繁体字“卫”――引者注)，宿卫也，从韦、币，从行，行。卫也，币之言 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 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傅云龙从“卫生”一词的结构、内涵分析人手，论证该词含义的淳正，较之“养生”更为适合作主管医疗、保健的官署名称。
从傅云龙应答日本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专文《卫生论》，可以清楚得见，“卫生”一词作为古汉语词被日本人所借用，中国是“卫生”的“娘家”。当近代日本人为此名目的含义聚讼未决之际，还得请“娘家人”来作疏解、诠释。在傅云龙访日lo余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900年在《清议报》第41号发表的文章中，述及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将“卫生”诠解为“以卫民生”，也是“娘家人”对“卫生”一词的精彩阐释。当然，日本人以摄生、保身、健全、养生、卫生等多个汉字词翻译hygiene，对清末中国人的译事也有影响。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学进士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便将hygiene译作保身学、卫生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士复等编纂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将其译作卫生学、健全学。可见，现代义的“卫生”一词，是在中一西一日三边语汇互动中形成的，走过了“中国古典词一传人日本一日本以之对译西方术语一传输回中国”这样一条跨国度、跨文化的旅程。“卫生”是“侨词来归”的事例，而这一“归侨”，已非出国前的原态，其气质、内涵皆带有外来新义。
二、“物理”与《物理小识》
近代日本“新汉语”的制作方式之一，是将中国古典词的词义加以引申，以对译西洋概念，“物理”为其一例。获得现代义的“物理”或“物理学”，通常被认作“日源词”。然而，这一判断尚可商榷。这是因为，不仅源于中国的“物理”古典义提供了现代义的基础，而且，其现代义的获得，也与明末清初的中国学术用语颇有干系。故可以将“物理”列入“回归侨词”。
作为古典词的“物理”。由“物”与“理”组合而成，是“物之理”的省文。“物”指存于世上的万物，《说文解字》曰：“物，万物也。”“理”指条理、规则，《韩非子．解老》曰：“理者，成物之文也，”这里的“文”，意为文理、规则。“物理”形成整词，首现于战国佚书《?冠子》，《汉书．艺文志》存其文，“庞子云：愿闻人情物理。”这里的“物理”泛指一切事物之理。西汉成书的《淮南子．览冥训》“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晋书．明帝纪广帝聪明有机断，犹精物理”，均指事物的道理。晋．杨泉撰《物理论》涉及天文、地理、工艺、农医，其书已佚，清．孙星衍辑有佚文一卷，可见，该书探究“物之理”，批评晋时流行的玄学。宋代理学家二程及朱熹常论“物理”，朱熹的《大学章句．补格物传》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而穷其理”，其“物理”仍泛指“事物之理”。
明末耶稣会士人华，带来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古典物理学。在欧洲，物理的原词是拉丁文physis，由希腊文“自然”推演而来。古代欧洲物理学(physis)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这虽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较之古汉语中“万物之理”的“物理”，稍具学科性和特指性。至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欧洲已形成物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文、史、哲等)、神学并列的学科分野。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艾儒略(1582-1649)撰《西学凡》(1623年刊行)，介绍欧洲大学学科――文、理、医、法、教、道等六科。其中“理科”(音译斐录所斐亚)又分6门，之一为“落日伽”(意译“理则学”)，指对自然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这种文、理、医、法、神学(教、道二科指神学)分途发展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区分的学科观。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融一体的状态，对明末清初开明士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徐光启(1562-1633)将西学的科技类知识称之“格物穷理之学”，[1](卷2)，已颇近西方古典物理学(自然科学的总称)的含义。徐氏认为此学为中国所缺。另一“有穷理极物之癖”的学人方以智(16ll-1671)也意识到西学能“补开辟所未有”①，即认为西学可以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不足。方氏在西学启发下，对“物理”这一古汉语词有所因革。他所著《物理小识》(清康熙三年，即1664年刊行)一书，是在“万历年间，远西学入”②影响下撰写的，其“物理”已从“万物之理”义演化为“学术之理”义，主要指自然科学各门类，略涉人文学的某些分支，这从该书的卷目可以得见：卷一 天类、历类，卷二 风雪雨?类、地类、占候类，卷三 人身类，卷四 医药类上，卷五 医药类下，卷六 饮食类、衣服类，卷七 金石类，卷八 器用类，卷九 草木类上，卷十 草木类下鸟兽类上，卷十一 鸟兽类下，卷十二 鬼神方术类、异事类，《物理小识．总论》关于“物理”在各类学问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说明：
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物理”与义理(儒家的哲理)、经济(经世济民之学，指政治学)、文章(文学)、律历(天文历法)、性命(人性天命之学)相并列，作为“各各专科”的一种，这显然指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已不同于传统的“万物之理”的“物理”。其二，认为在各种事物及现象中，皆包藏有“物理”，这又是在“万物之理”意义上使用“物理”一词。可见。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所论“物理”，兼有“自然科学之理”和“万物之理”的双重含义，其重点又在前者，即论述作为与义理、经济、文章相并列的专科性“物理”，这是方以智的一个新贡献。
日本江户时期输入大批汉文西书(《坤舆全图》、《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等)．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随同入日。“洋书解禁”之后．日本进口汉文西书更多．《物理小识》的输入量大增，据《唐船持渡书籍目录》载。文化二年(1805)从长崎进口《物理小识)>353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表明日本学界(主要是兰学家)对这部书的热烈需求。兰学的开山之作、杉田玄白(1733―18l?)的《解体新书》(1774年刊行)，志筑忠雄(1760―1806)的《历象新书》(1798年刊行)等兰学著作均多次引述《物理小识》，视其为“座右之书”。兰学者山村才助(1770―1807)的《汀正增译采览异言》列举西洋、汉土、本朝三类，‘引用书目”，其中汉土书便有《物理小识》。与《物理小识》在日本传播相同步，该书中的大量词语进入日本兰学语汇，重要者如“天类”的“空中、石油、植物、太西(泰西、远西)、蒸馏”，“历类”的“赤道、黄道、质测、恒星、岁差、望远镜、经纬度、地球、乘除”，“风雪雨赐类”的“西洋布、冷气、发育”；“地类”的“死海、空气、地震、水晶、穷理”，“人身类”的“循环、肺管、食管、贲门、幽门、直肠、筋、动脉、膀胱”，“医药类”的“经络、霍乱、外科、骨折、按摩”。“饮食类”的“密封、消化”，“金石类”的“镀金、试金石、净水、舶来、洋船”，“鬼神方术类”的“裸体、透画法、雷电铁索、写真”。与此同时，《物理小识》的“自然科学之理”意义上的“物理”一词，也被日本人所接受，兰学家不再只将“物理”泛解为“万物之理”，同时还看作自然科学之总称，这为近代日本人以“物理”对译西方近代物理学(Physics)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各门类纷纷成长为独立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等)，物理学不再指自然科学之总和，而成为与其它自然科学学科相并列的一门学科。 日本自江户幕府末期以降。对西方物理学有所译介，其译名先后出现过“究理学、理学、究理术、自然学、穷理学、博物、格物、学性理、性理之学、格物总智、格物之学”，等等，直至明治五年(1872)，福泽谕吉的《改正增补英语笺》仍使用“穷理学”一词。同年，福泽《训蒙穷理发蒙》3卷刊行，仍然突出“穷理”一词。以后又有以“穷理”命名的多种书籍出版。这些译名受到来自中国的晚期汉文西书的影响，如《英华字典》(1843)将Physics译作“性理、格物之学”，合信(1816-1873)的《博物新编》译作“博物”，丁韪良(1827―1916)的《格物入门》译作“格物”。这些译名尚未脱出自然科学总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