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避讳是我国特有的风俗，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礼制。在西方，基督教徒的小孩受洗取名，不但不回避、而且有意识地与敬爱的尊亲、长辈同名。斯拉夫人的名（教名）和姓（家族名）之间，还得加上父名。以帝王、英雄、闻人、学者、发明家、创始者的姓名来命名事物，作为纪念，加以褒扬，千人写，万人叫，更是视为尊荣。而在我国，则君主、圣贤、尊长、父祖的名讳，口头上不能叫，文字上不准写，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回避，这就叫做避讳。避讳原先出于子孙对父祖的尊敬，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等级从属关系的制度。避讳制度始于周、秦，盛于唐、宋，下迄清末。它维护宗法制度和三纲五常，禁止犯上作乱，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民国以来，实行共和，避讳作为一种制度是被废除了。然其遗风，恐怕还不能说是完全泯灭了吧。
避讳淆乱文书而产生讹异，更改史实而造成误解，流弊甚多。但在另一方面，则又可以利用避讳来校勘古籍，鉴定文物，考订史实，解释疑滞。清代学者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与《二十二史考异》、赵翼《陔余丛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对历代避讳有所著录，并借以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研究避讳并应用到校勘学和考据学的，叫做避讳学。避讳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近代历史学家陈垣撰著的《史讳举例》，凡八卷八十二例，集避讳学之大成。正如陈氏在自序中所说，“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陈垣：《史讳举例》，1933年刊。本文引：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励耘书屋丛刻》本，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惟该书于太平天国讳例独付阙如。《史讳举例》是避讳学的总结，但不是避讳学的终结，后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在前辈学者已经达到的科学高峰上继续攀登。用太平天国讳例来补其未备，并在避讳学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也是符合陈氏自序期待“纠谬拾遗”的初意的。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初期规定比较粗疏。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杨秀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等级森严不可逾越，避讳制度渐趋严密。1856年天京事变导致人心涣散，洪秀全为了维系人心，借助神灵加强皇权，强化了避讳这种手段，至1862年颁布了《钦定敬避字样》，作为全国遵行的法规。太平天国避讳方法之多样，种类之繁伙，字数之众多，范围之广泛，规定之烦琐，执行之严格，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太平天国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日益封建化的趋向（参祁龙威、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考释》，见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1980年）。）。因此，探讨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有助于深入太平天国史研究，总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也不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有较大的实用价值。避讳学在太平天国文物鉴定、史料辨伪、史事考证、词语诠释、版本校勘与文献整理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十分广泛。太平天国避讳学，是太平天国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的 内容。半个世纪来，罗尔纲老前辈为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与利用开辟了途径，做出了典范，启迪了后学，继而有所发明。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拙撰《略论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与利用》，收入《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掌握避讳这一项工具，对读懂读通太平天国文献是必不可少的。
王庆成同志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天情道理书》早于“戊午遵改”本的修改本：将“北王”改为“背土”，不提行；把顶撞杨秀清而被处死的“参护李风先”，改为“背土参护李凤先”。他并提出解释：“‘土’或意味‘王’字斩首，‘背’或意味着反叛。但被处死之参护也加上‘背土’，则以‘土’释为‘王’斩首，似不可通。太平天国有‘脚底生泥’之语，意为‘入地狱’，‘背土’或者也是此意。”（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王文称，柯文南发现《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内容与己未遵改本相同。）这个发现对版本校勘和史事考证均有重要意义，但这两种解释似乎都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我们利用避讳学这把钥匙来启其奥秘，就可以豁然开朗了。
太平天国文书、印书中，往往因嫌恶某些罪犯或有严重过错的人而避改其姓名，这在避讳学上叫做恶意避讳，而加笔、减笔则是常用的方法。1856年天京事变中北王韦昌辉被诛削爵，1857年刊印的《天父诗》，把“不信山中清贵正”改为“不信山中清贵止”，就是恶意避讳减笔之例。大约就在这一年，《天情道理书》的修改本，避“北王”恶讳，“北”字加笔作“背”，“王”字减笔作“土”。这是否纯属猜测呢？否。《旧遗诏圣书・创世传》第四十九章第二十节：“亚沙将出产膏粮，又产王之甘物。”钦定本避“王”字讳减笔作“土”，可为旁证。《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北”即“背”的古字，《国语》韦昭注已有明言。这里的“背”字既是“北”字避讳加笔，又取其“背反”的贬义，与“脚底生泥”未必有关。
至于把“参护李凤先”改“背土参护李凤先”，王庆成同志没有说明其行款格式如何。我们校以影印伦敦藏《天情道理书》“已未遵改”本，发现“参护李凤先”不应抬行而抬行，其抬头反比不抬头的低一格，而较“东殿”低两格。据“北王”讳改“背土”之例可以推知，“背土参护李凤先”，初刻本当作“北殿参护李凤先”，“北殿”抬头与“东殿”同。1858年间遵照洪秀全旨意修改印书，既要继续贬斥韦昌辉，又要改得通顺合理。前引《天父诗》1857年本“不信山中清贵止”，1858年天王《赐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诏》所引又改“止”为“出”。《天情道理书》原当与东、西、南、翼诸王抬头相同的“北王”，1857年本铲改为“背土”，不抬头；1858年（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王文称，柯文南发现《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内容与己未遵改本相同。）和1859年修订本又将“背土”改为“昌辉”，不称王号，不避讳，但恢复抬头与东王等并列。原当与“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并列的“北殿参护李凤先”，1857年本铲改为“背土参护李凤先”，“背土”二字不抬头，“参护”之上空两格；1858年和1859年的修改本，则又去“背土”二字，“参护”之上仍有两个空格，这是避“北殿”恶讳空字之例。《太平天国》丛刊本照原格式排印，可资校勘；而《太平天国印书》横排本，则连排去空格，就无从寻觅“北殿”二字的踪迹了。
二
太平天国避讳字，应该如何分类？总数有多少？各家记载颇有出入。
1856年前成书的清人著作，如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分为五类：1．天父名、各“伪”王及“伪”王子孙名讳改诸字，2．皇上帝、天王、圣神讳改诸字，3．年月日、地支所改诸字，4．“贼”中忌讳及毫无情理所改诸字，5．妄造诸字；剔去非避讳字，计有避讳字三十八个。汪士铎《乙丙日记》据他在天京的见闻所记太平天国避讳字，附有代用字者四十四个，但言“不准用”者十四个，合为五十八个。
太平天国于1862年颁行的《钦定敬避字样》，明确规定的避讳字五十七个，禁用的字十二个，共计六十九个。
前辈学者和时贤的太史专着，则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把太平天国避讳字分为代用字和改字，共五十四个。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把太平天国“代改字”分做“改写字”和“改称字”，略去非避讳字，计有六十个。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分为造字与改字。太平天国造字、改字不全是由于避讳，而以避讳为主。其区别，“汉字本无，太平天国新造，谓之造字，汉字本有，太平天国改用之字，谓之改字。”所谓有无，以是否见于《康熙字典》为准。除去非避讳字，剔去重复，著录太平天国避讳字实有六十四个。
笔者综合上举各家及其他零星记载，考诸现存可以看到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则查有实据的太平天国避讳字就上百个；见于时人记载，尚待查找例证的还有几十个，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为什么诸家所记太平天国避讳字的数目各不相同，以至相差如此悬殊？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是发展变化的，前后期避讳字数不同。尽管有的改字如“岁（年）”、“期（月）”、“旦（日）”不久就改还本字，但总的来说是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商衍鎏氏以为“前期所改的字数较多”，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根据的。其次，视野有广狭，所据材料有多寡。《天父圣旨》、《天父圣旨》的发现与公布，《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武略书》等的校勘与整理，都是近年的事情，而若干太平天国后期刊行的印书中，避讳的实例特多。后学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理应有所前进。第三，对于太平天国避讳的范围和特色，区别是否避讳字的标准，太平天国避讳字的分类，等等，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太平天国避讳字，有避尊讳的，也有避恶讳的；有《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了的，也有《钦定敬避字样》所不载的；有全国通行的，也有局限一地的；有始终敬避的，也有行于一时的；人们有恪遵的，也有不遵的；文书、印书有遵改的，也有改而不尽的。情况参差，不可一概而论。即就《钦定敬避字样》而言，也不能说都研究透彻、理解准确了。有的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造字与改字，统计为四十五字，除去重复，不过四十一个避讳字（史式：《太平天国造字与改字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附录。），就是把一些“不得僭”、“不得渎”、“不准称”、“不准用”的避讳字忽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