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新儒学的了解，学界尽管仍然存在着道听途说和浅尝辄止的现象，但迄今为止，在较为专业的范围内，对新儒学的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上，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只是目前的许多研究，似乎还不自觉地受制于一种观察视角或理解模式：挑战——回应，即从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角度来考察新儒学。一如宋明理学始终贯穿一个如何消化吸收释老的问题，当代新儒学，也的确面对如何消化融汇西方文化所代表的又一个异族传统的问题。但作为一条生命之流，文化传统尤其哲学思想的展开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这亦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实际。（1）有人说当代新儒学不过是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响。（2）这种论断自不免失之简约且下语过早，不过倒也看到了新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密切关系，当代新儒学既然被视为儒家思想的第三期开展，（3）我们就有必要注意它与传统中国哲学尤其宋明理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然，内在理路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并不新鲜，顺此视角研究新儒学也非但不与“挑战——回应”的思考模式相悖，反而可在其基础上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只是眼下对新儒学的研究似乎尚缺乏这种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本文拟从中国哲学自身演进的视角，对牟宗三哲学“两层存有论”的基本架构和“无限心”的核心概念略事考察，不单是以求开启新的视域，更重要的是，依本人之见，一些在“挑战——回应”思考模式下不易说明的问题和无法觉察的层面，可以由此顺理成章并得以揭示。从中，我们亦可把握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一
牟宗三哲学，以其自己的用语，可称为道德形上学或实践形上学。其内容的系统表述，则是《现象与物自身》一书。（4）正是在这部被视为自己所学之综消化的著作中，牟先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的“两层存有论”。这一哲学系统的基本架构，就是摄于一心的“无执的存有层”和“执的存有层”。
在《现象与物自身》中，牟先生可以说基本上以康德为对话方。不仅书名直接取自康德的两个基本概念。并且，牟先生“执的存有层”和“无执的存有层”，也基本上对应于康德的“现象界”和“智思界”（“本体界”）。但是，牟先生的架构其实和康德有着根本的不同。依康德之见，现象和物自身只是对人（康德称之为“有限的理性存有”）和上帝分别各具意义。同一对象对感性直觉而言为现象，对智的直觉而言为物自身。人只有感性直觉，智的直觉只为上帝所有（上帝亦无感性直觉）。于是，无限的上帝眼中无现象，只有物自身。作为有限存有的人则只知现象，并不知物自身。人尽管可以通过想像推知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但对物自身却不能有任何内容的了解，物自身对人来说只是个消极的限制性概念。因此，整个世界相对于人实则只有一个层面。（5）康德的架构可以图示如下：
上帝（无限)————智的直觉————物自身（智思界）
人 (有限）————感性直觉————现象（现象界）
中间的实线表示超绝相隔。由于上帝和人的异在性，虽然康德有现象与物自身之分不过是同一对象其表象之两面的说法。但同一对象的物自身和现象却均无法知晓自己另一面相的存在。
较之康德这种“天人相分”的架构，牟先生“两层存有论”的基本架构，则可谓是“天人合一”的。牟宗三哲学和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有智的直觉（这和是否承认人的无限性是彼此蕴涵的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依牟先生之见，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三家其实均肯定人有这种直觉。上帝的本质不过是“无限心”，而儒家的良知明觉、佛家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及道家的道心皆是无限心。无限心的发用便是智的直觉。如此，人便不再只是单纯的有限存在，而获得了无限性的意义。上帝也被消解而归诸人之本心。在牟先生看来，人的本体实是一“自由无限心”。人既有智的直觉，又有感性直觉，即有“无执”和“执”之两面。当其无执时，自由无限心呈现其本身，此时心之所发之智的直觉所在者，即是物自身意义上的存在；（6）当其执时，作为本体的自由无限心坎陷停住转为认知心（识心），此时心之所发为感性直觉，感性直觉所对者在先验范畴（佛家所谓“不相应行法”）的决定下即成现象。如此，人心提上去为自由无限心，处于无执的存有层，以“智”知者为物自身，落下来则为认知心，处于执的存有层，以“识”知者为现象。所谓“无而能有，有而能无”，（7）即是此意。牟先生的架构可以图示如下：
自由无限心 ————智的直觉————物自身（无执的存有层）
坎
陷
————感性直觉————现象（执的存有层）
必须说明的是，上图所示牟先生的架构虽是现象与物自身皆摄于一心，但自由无限心并不直接生起现象，开启执的存有层，而是当其由与物无对、不预认主客之别的无执状态转化为能所格局下的认知心时，才“挑起”或“绉起”现象。（8）因此，如果说无执的存有层由自由无限心直接开启的话，执的存有层则是间接地凭依于自由无限心，它所直接依持的是自由无限心经由一步曲折所转成的有限的认知心。牟先生虽然判定认知心不过是识心之执，但他并不像以往佛教那样对俗谛只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积极肯定执的存有层存在的必要性，认为自由无限心自我否定而成认知心以开出现象界，有其辩证的必然性，是自由无限心为了充分达成其发用的自我要求。而这，正是引起了诸多争议的“良知坎陷说”的核心内容。
牟先生哲学系统的基本架构，同时即确立了一种德性（道德）与知性（知识）的关系模式。就牟先生的儒者立场而言，直接由作为无限心的道德主体所成就的德性处于无执的存有层，而知性则是来源于由无限的道德心灵坎陷而成的识心之执，处于执的存有层。因而，几乎所有对良知坎陷说所构成的批评，关键均集中于一点，即：知性为何要由德性开出，认识主体为何要由道德主体坎陷而成？（9）在良知坎陷说中，牟先生赋予了认知主体和知性独立的地位。（10）蔡仁厚先生亦曾以”德性开显知性，知性回归德性“的五个环节，对牟先生的说法作了清楚而恰当的诠释。（11）真正了解牟先生该说法的批评者，其实亦并非单纯从是否承认知性有无相对独立性来提出质疑。只是良知坎陷说预认了德性的逻辑先在性，知性在由德性开出后才有独立的地位。这种对德性与知性关系的看法之所以会引起批评者的不安和不解，其实根本在于这些批评者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挑战--回应”的观察视角。就此角度而言，牟先生哲学基本架构所确立的这种道德与知识的关系模式，不过是为了应对以知性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文化之冲击所作的一种折中。在他们看来，牟先生所谓“辩证的必然性”，其实只是“逻辑的相容性”而已。
面对批评，亦不乏对牟先生这种架构和模式的有力辩护与澄清。但若不转换批评者的视角，恐怕终难释批评者之疑，无法使之对牟先生提出此种架构与模式的必然性有相应的理解。事实上，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贯穿传统儒学发展史的一个内在问题。尤其在宋明理学中，不仅“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观念反映了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格物穷理”和“逆觉体证”两种实践方式的纠结，更加揭示了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中所面临的困境。尽管王阳明已有“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的洞见，但道德与知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厘清，仍然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明，而当代新儒学从兴起到牟宗三哲学的系统建立，既是对西方哲学冲击的回应，又可以视为解决道德与知识关系这一儒学内在问题的过程。（12）对于自觉承继宋明儒心性传统的当代新儒家而言，既然道德与知识的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儒家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再加上突出知性的西学剌激这一外缘，牟先生提出如此的哲学架构以解决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亦可谓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了。
如果我们由儒学自身的演进来审视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学的内在关联，我们就当看到，牟先生哲学的基本架构，是顺着传统儒家强调道德优位性的基本立场，就着传统中国文化缺乏独立的知识系统这一背景，对如何解决道德与知识关系问题进行的一种理论建构。顾及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一贯的道德优位性，就儒学发展的连续性而言，应当理解作为一名儒者的牟先生之所以要说识心由无限心执成、认知主体由良知明觉坎陷而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在于儒学传统、从历史背景的实际出发，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定的心灵状态说话，进而指出儒学在现代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转换。如此考察牟先生的哲学架构，应当会在把握其与康德思想关联的同时，在不脱离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情况下，多一份深入和同情的理解。至于纯就学理而言道德与知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如果道德优位性还包括另一层涵义，即在承认知性活动的独立自足性之同时，始终强调道德对知识的规约与价值导向作用，则我想凡有识之士恐怕无人会反对这种道德优位性。（13）对此，在我们坐享高科技之利而同时又屡遭其害的今天，尤值得深入反省并常系心头。
我们前已指出，牟宗三哲学在基本架构上与康德有着根本的不同。（14）而牟先生《现象与物自身》一书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尽管可以说是借康德的形式架构作进一步的表达，但其“两层存有论”基本架构的洞见，却可以说完全来自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在《现象与物自身》之后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和《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中，牟先生便指出，由自由无限心直接开启无执的存有层和间接开启执的存有层这一架构，亦即《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义理间架。牟先生认为“一心开二门”的架构是哲学思想上一个很重要的格局，并认为“这个格局非常有贡献，不能只看作是佛教内的一套说法。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公共的模型，有普遍的适用性”。（15）他之所以要指出“一心开二门”作为一种思想架构具有普遍性，不只是佛教内的一种说法，其实是对《大乘起信论》中“一心开二门”这一架构进行了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具有普适性的是这一架构的形式，并非这一形式下所包涵的佛教的思想内容。由自由无限心开出无执的存有层和执的存有层，固然是“一心开二门”，但这并非在内容意义（intentional meaning)上等同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定型态。“心”不必只是佛教意义上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门”也不必只是佛教意义上的“真如门”与“生灭门”。牟先生“两层存有论”的基本架构，可以说是在儒学基本立场上融合了佛道两家智慧的一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一心开二门”。
事实上，儒家式的“一心开二门”在王阳明的“四句教”和王龙溪的“四无论”中，已经有所显露。据本人对王龙溪思想的考察，无论龙溪的先天正心工夫还是作为这种工夫必至理境的四无论，均构成阳明思想的必然展开和晚年宗旨的充分发挥。在阳明处，如果说有善有恶的意念和诚意工夫处在“心生灭门”的层面。则龙溪由心、知、意、物的体用关系，从“无善无恶心之体”合乎逻辑地引出四无之说，显然构成了“心真如门”的层面，（16）当然，阳明四句教和龙溪四无论并未针对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但其中蕴涵一个儒家式“一心开二门”的义理间架，则是显而易见的。牟先生在讲儒学的“无限心”时主要以阳明的良知明觉为据，并格外欣赏龙溪，（17）在讲儒家无执的存有论时常引龙溪四无之说，绝非偶然。从中，同样可以显示牟宗三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宋明理学之间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