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自从朱熹提出之后，历代理学家对它看法不一，个人皆以自己的立场来诠释此语，使得朱熹当时提出的原意，产生不少争议，而渐行隐晦。基此，本篇短文想探讨：一、朱熹的原意及其引发的争议；二、介绍明儒高攀龙如何以此法作为实践及教学；三、以“静坐”、“读书”并进的观点，说明儒、释静坐之异同。
一、朱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原意及所引发的争议
“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最先由朱熹（元晦，1130-1200）对其弟子郭友仁（德元，生卒年不详，楚州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县〕人）提出，他说：“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见得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读得书！人若逐日无事，有见成饭吃，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1）可见朱熹因机设教，个别教导郭友仁，强调只要个人闲暇无事，且生活上不虞匮乏，实践“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修业课程亦无不可。但须注意的是，朱熹并未以此作为教学通则。清儒陆陇其（稼书，1630-1692）亦认为朱熹不可能教人半日静坐，此语是因郭友仁本身学禅而误记。 （2）在《朱子语类》卷116有朱熹训郭友仁八则（第48至55条），其中一则的确曾说：“公向道甚切，也曾学禅来。……非惟学禅，如老庄及释氏教典，亦曾涉猎。未能博文，便要约礼。穷理处不曾用工。” （3）可见陆陇其怀疑“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记载失真，并非无的放矢。不过陆陇其是朱派学人，他作这样的辩解，多少是为了维护朱子。
清儒颜元（习斋，1635-1704）在其《朱子语类评》，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八字，提出强烈批评，他说：
圣道之亡，只为先生辈贪大局，说大话，灭尽有用之学，而举世无一真德、真才矣。试问先生是学孔子乎？孔子岂是“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乎？ （4）
“半日静坐”之半日固空矣，“半日读书”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岁月。……释氏之万理皆空，犹可言也；灭绝五伦之释，不能灭儒道也。讲诵五经之释，不可言也，其万事皆空，人不觉也；是以天下无一习行经济之儒矣。 （5）
先生废却孔门学习成法，便是一种“只说道理”之学，而不自见其弊者，误以读书、著书为儒者正业也。当其说颜（渊）、曾（参）着多少气力方始庶几万一时，何不思古人着力是做甚工夫，而自己一生只“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了事乎？ （6）
朱子“半日静坐”，是半日达么（按：即达磨）也；“半日读书”，是半日汉儒也。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乎？宗朱者可以思矣。 （7）
先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圣人所说工夫否？……朱子则立朝全无建白，只会说“正心、诚意”，以文其无用，治漳州，全无设施，只会“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闻金人来犯宋，恸哭而已。 （8）
颜元的批评虽非常强烈，但他因别有用意而作出如此批评，近人陈荣捷先生（1901-1995）说：“颜氏之颠倒是非，实所罕见。朱子只对此门徒一人如是教训，并非教人人如是。即训友仁亦无事时然后如此实习，非绝无酬酢，而专静坐读书也。今颜元乃诬朱子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为一般人之生活方式，又诬朱子所谓静坐如菩提达磨（约460-534在华）之摈去外务，面壁九年，所谓读书如汉儒之训诂，尧舜周孔之经世，一律不管。实际上颜元并不相信朱子如此。彼反对宋儒性命之学，提倡实用。思以革命口号，打倒权威。因而故为颠倒是非，乱唱口号。” （9）又说：“其实颜元读朱子书，无孔不入。其《朱子语类评》，志在攻击朱子，故不惜扭曲穿凿，以朱子一时训一门徒之言，为一般教人之方。” （10）钱穆先生（1895-1990）亦说：“《语类》中只此一条提到‘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语’，……习斋不深考，乃拈此八字批评朱子，是亦不读书之过。” （11）可见颜元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批评，未能依理而论，不足取法。可是颜元可能不满历来的理学家习用朱熹此语，才会有这样激越的批评。例如高攀龙不但以此为常法，还时时以此劝人（见下文），其弟子陈龙正（几亭，1585-1645）更直接说：“此固为学至切要之法。” （12）陈龙正奉为切要之法，而颜元则弃如弁髦。此外，刘宗周（蕺山，1578-1645）也提出过看法，说：“朱夫子尝言‘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是三五年必有进步可观。’今当取以为法。然除却静坐工夫，亦无以为读书地，则其实亦非有两程候也。学者诚于静坐得力时，徐取古人书读之，便觉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于我，而其为读书之益，有不待言者矣。” （13）如无静坐工夫，读书难以进入情况，可见静坐可帮助读书时领会书中精义，助益不可谓小。例如刘宗周曾言：“善读书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圣贤之心，即千言万语，无有是处。”而“求吾心”必须于静定之中，方有所得。 （14）他在〈静坐说〉又云：“学问宗旨，只是主静也。此处工夫最难下手，姑为学者设方便法，且教之静坐。” （15）在《人谱》亦言及：“静坐是闲中吃紧一事，其次则读书。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静坐，半日读坐，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无长进。’” （16）如是观之，静坐与读书是一种求吾心的方便施设，不能说不重要。因为静坐是为了助成读书能理会通透；读书是为了善求吾心；求吾心即是求圣贤之心。然而，颜元却丑诋“半日静坐”是半日达磨，“半日读书”是半日汉儒。彼此间南辕北辙，找不出交集点。可见不同才气性情的人，对“半日静日半日读书”自有不同的领悟，引发的诤讼也必然不少。陈荣捷先生对高攀龙采用朱熹此语作为常法，指出“高氏……以朱子一时教一门人之法为学者常法，则可谓诬朱子矣。” （17）高攀龙是否诬陷朱熹，实难断言；他或许想藉此提升朱学教法，都有可能。不过无论如何，他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为进学规程，且屡劝他人如此做，则为事实。
二、高攀龙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实践
高攀龙在万历廿三年（1594）秋，赴揭阳贬所， （18）途经武林，跟友人陆古樵（名粹，广东新会人，潜心陈白沙的主静之学，生卒年不详）、吴子往（名志远，生卒年不详）畅谈数日，讨论作圣功夫。其间，陆氏忽问高攀龙，“本体何如？”高攀龙言下茫然，难以肯定回答，便随说“无声无臭”四字。然而，高攀龙知道自己此答“实出口耳，非由真见”。于是矢志发愤，并告诫自己：“此行不彻此事，此生真负此身矣！” （19）于是他以朱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作为日常实践方法，他自述操作情形及所得经验云：
明日于舟中厚设蓐席，严立规程，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静坐中不帖处，只将程、朱所示法门参求。于凡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极而睡，睡觉复坐，于前诸法，反覆更互。心气清澄时，便有塞乎天地气象，第不能常。 （20）
高攀龙走水陆的时间大约有两个月，在这段期间他于船内“厚设蓐席”，一如禅家所使用的蒲团， （21）作为静坐之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严格订立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作为每日规程。他说在静坐时如有不宁帖处，便将程、朱等人所示法门，如“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 （22）拿来参求。这跟佛家于禅坐时作思惟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须指出的是，高攀龙以“诚敬”等等作为思惟的内容，跟原始佛教思惟八正道虽相似，但与后来中国禅宗参公案或参话头则不同。高攀龙后来说得更直接：“吾辈每日用工，当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静坐以思所读之书，读书以考所思之要。” （23）静坐时须思惟所读圣贤书的内容，读书则为了检证所思惟的要旨是否正确，这也可说是遵循《论语．为政》所教导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唯此处高攀龙加一层静坐功夫，是否符合孔子原意，便难下遽论。 （24）
高攀龙说他在心气清澄时，便有塞乎天地之气象，但这种情况并非常常现前，故说“第不能常”，这表示他在这两个月实践“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功夫已稍有成就，有行将开悟的征兆。 （25）后来高攀龙常用此法教人，并劝诫他人说：“朱子谓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尝验之一两月便不同。学者不作此工夫，虚过一生，殊可惜。” （26）此处高攀龙改“一二年”为“三年”，或是抄印之误。 （27）而他以个人获得的证验来劝服他人，使被劝服的人不得不信此法。尤有甚者，如不信此法及不实践此法，将会“虚过一生”的劝服，非常具有震摄的力量，即使卓荦俊伟的人，也难掉臂不顾而去，犹恐会有失之交臂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