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所以这实质上是一次理学复兴运动。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拟构” 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开始在祖国大陆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少数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学创新的设想和方案，主要有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等。作者提出，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依此，他将儒家哲学改建为四个世界，即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儒学创新；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现象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而且是文化的复兴。经济是全球化的，而文化是民族性的，所以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学的复兴。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到儒学是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以至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宝贵资源，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当然，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更关键、更根本的问题是儒学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这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试图以儒学创新为主要线索，对儒学的现代开展作一简要的回顾、评判和展望。
一、理学的复兴──早期新儒学的历史定位
百年儒学，沧海桑田。上世纪初，欧风美雨席卷中华大地，儒学几乎成了封建专制、保守僵化、腐朽落后的代名词，面临着灭顶之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新儒学异军突起，顽强地向世人发出儒学枯木逢春的消息。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但物质落后，而且制度落后，文化落后。用胡适的话说，我们“事事不如人”。然而，梁漱溟力排众议，率先指出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不是历史发展进度的差异，而是民族的“根本精神”和“文化路向”的不同。他说： “中国文化之根本路向”不同于西方，“与西方各走一路，别有成就”。[1]经过比较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明，梁漱溟得出结论──“走孔家的路”，从而掀开了现代新儒学的篇章。
严格地说，形上学才是哲学的命脉。所以数年前笔者曾经据此对哲学家和思想家作了区分，认为那些提出了一套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和关于存在问题的独到见解，并为之建构出一个超验的形上学体系的思想家，可谓之哲学家；那些虽然没有建构出一套形上学体系，甚至没有提出一套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并对现实或历史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学者，可谓之思想家。[2]依此，我们可以将梁漱溟定位为思想家而非哲学家。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学者中，熊十力和冯友兰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前者援佛入儒，建构了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后者引进西方新实在论，建构了新理学哲学体系。
正如学者们所公认的，牟宗三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最高成就。这位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首先指出了现代新儒学在整个儒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并提出了其历史任务。牟宗三认为，儒学经历了三期发展。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吾人今日遭遇此生死之试验，端视儒学之第三期发扬为如何”。[3]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是“三统并建”：“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4]
牟宗三又将这种“三统并建”说归结为“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内圣”，即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用牟宗三的话说就是“道德良知”，相当于“道统之肯定”。所谓“新外王”，就是科学和民主，分别相当于“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至于“内圣”何以开出“新外王”，牟宗三又创“道德良知自我坎陷”之说，谓道德良知经过自我限制、自我否定，自觉地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即从道德良知（内圣）开出科学和民主（新外王）。不过，此说隐晦曲折，甚为牵强，为已不少学者所病诟。
牟宗三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学说影响甚巨，以致其后有关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乃至儒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都很难回避它。当然这也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曾经提出：“如果只就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从子学至玄学为第一阶段，从佛学到理学为第二阶段。……理学历经宋、元、明、清诸朝，直至近人熊十力、冯友兰等而余音不绝。”[5]不难看出，牟宗三所谓的儒学第一和第二期发展分别属于这两个大的阶段。不过，以笔者之见，以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仍然属于牟宗三所谓的儒学第二期，乃是理学的余音回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现代新儒家“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使其哲学的基本结构与宋明理学区别开来”，“熊十力、牟宗三承陆王之遗风，冯友兰则接程朱之余绪。”[6]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李泽厚“现代新儒家”就是“现代宋明理学”的说法。[7]
众所周知，有清一代，经学兴盛，理学式微，以致牟宗三说：“明亡，满清以异族入中国，儒学之根本精神完全丧失。”[8]究其原因，正如余英时所说：“我在罗钦顺的《困知记》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争辩已到了各执一词、互不相下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最后只有‘取证于经书’。我在这句话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9]
看来，作为心性、义理之学的儒学，或者说儒家的道统似乎再告中断。那么，是什么使儒学在现代再铸辉煌？更确切得说是什么使以承继孔孟道统为己任的理学在现代再度复兴？人们一般认为，是西方学术思想的刺激和挑战。我则以为，从大的背景看虽然不能否认这种因素，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现代新儒学兴起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极端的批儒风潮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一切，重新点燃了儒学的创造热情，促醒了儒家义理，激活了孔孟道统，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实，牟宗三所谓“吾人今日遭遇此生死之试验”，已经道破了机缘。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宋明理学产生于对佛学的回应，但不可以说现代新儒学产生于对西学的回应。当时各种思潮对儒学的挑战和抨击主要是感情上的，而不是学理上的，因此现代新儒学所回应的主要是这种感情，而不是某种西方学理。不错，民主和科学是来自西方的时代最强音。但从历史发生过程看，那些现代新儒家们并不是为了回应民主和科学才著书立说，而主要是为了克服儒学所面临的空前危机并向世人证明儒学的价值和生命力才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尽管他们也试图在其思想体系里吸纳西方思想并解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所以，我将早期现代新儒学定位为理学的复兴或儒学第二期的延续，而非儒学的第三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