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宋本陶渊明诗》，附录，《续古逸丛书之三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绍熙曾集刻本《陶渊明诗》《陶渊明杂文》，１９２８年；《续古逸丛书》集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缩印，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７－１１９页。
[2]参阅邓小军：《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陶渊明〈述酒〉诗补证》，《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３６页；《三教圆融的临终关怀─谢灵运〈临终诗〉考释》，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汉魏六朝宗教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将收入该系编辑出版之《汉魏六朝宗教与文学》一书。
明帝王导君臣反省西晋早期黑暗历史并表示惭愧，见《世说新语·尤悔》：“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００页。）
[3]齐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８册，第２２８８页。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１９７７年，下册，第７９０页。
[5]参阅缪钺：《颜延之年谱》义熙十一年谱，缪钺：《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6]关于延之出为始安太守之年代，牵涉一系列问题，如庐陵王义真、谢灵运被贬出之年代，延之道经寻阳与渊明延盘桓及道经湘州之年代，以及延之《祭屈原文》、《阳给事诔》之系年，至今歧议尚多，今辨证如下。
按《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三年：“三月，上不豫。……丁未，以司徒庐陵王义真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册，第５９页。）《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庐陵孝献王义真传》：“高祖不豫，以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第６册，第１６３５页。）《宋书》卷四《少帝本纪》：“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第１册，第６３页。）《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第７册，第１８９２页。）《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第６册，第１７５３页。）可知权臣徐羡之等猜忌义真、灵运、延之，将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是在永初三年（４２２）三月。将灵运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是在同年五月少帝即位以后不久。
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近人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据《文选》卷六十颜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下册，第８３７页），以有宋五年为少帝景平二年即元嘉元年（４２４），认为延之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湘州（今湖南长沙）是在此年。
缪钺《颜延之年谱》永初三年谱据《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三年二月“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邵为湘州刺史”，及《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武帝“分荆州立湘州，以邵为刺史”，认为刘宋立湘州、以张邵为刺史是在永初三年，与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事实相合，“有宋五年”之“五”字当为“三”字传写之误；又据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证明灵运出为永嘉太守、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实在永初三年七月（《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第１３５－１３６页）。彦威先生所考甚是（唯其中以为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是在永初三年五月则微误，如上所述，是在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