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跨国公司理论是以垄断优势为出发点的。虽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但垄断优势在跨国公司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一直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跨国公司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跨国公司理论的重点开始发生转移，一股以寻求创造性资产为核心的跨国公司理论思想开始兴起。由于这种思潮抛弃了垄断优势的既有前提，因而对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范式形成了严重冲击。
一、从垄断优势到折衷范式
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是以要素禀赋论为基础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国间资本丰裕程度的差异，资本短缺的国家利率高，资本丰裕的国家利率低，利率的差异导致了资本从资本丰富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要素禀赋论既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也可以解释国际投资。
1960年，斯蒂芬-海默（s.Hymer）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海默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要建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必须摒弃传统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海默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理论前提，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原理用于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垄断优势理论。
1966年，弗农（R.Verno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认为，垄断优势理论还不足以说明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和国外子公司生产之间的选择，其理论是静态的，应该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
1976年，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as－son）在《跨国公司的未来》①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有综合性的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理论。巴克利和卡森认为，以前的有关跨国公司的著作缺乏综合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没有考虑企业除生产以外的许多活动，如研究与开发、市场购销、培训、建立管理班子等，这些都是相互依赖的，并且与中间产品有关。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较为常见的是结合在专利权、人力资本之中的各种知识。这些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最终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同样重要。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面对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性的企业将力求使这些中间产品在其体系内实行内部转移。因此，凡是发生跨国界内部化过程的地方，就会产生跨国企业。
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H.Dunning）发表了“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一文，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它们对各自国家特定时期的跨国公司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都不具有普遍意义。邓宁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地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邓宁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把跨国公司拥有的优势分为三个方面的特定优势，用以系统地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从而把自海默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Heckscher-Ohin）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三个方面的特定优势是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和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这就是所谓的折衷范式（Electric Paradigm）或称OLI范式（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
二、折衷范式面临的挑战
虽然折衷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各主要流派，并对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折衷范式并不能完全履行如邓宁所说的跨国公司一般理论的职能。理论上的缺陷和现实中的挑战，推动着折衷范式向新的方向演进。
理论界对折衷范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缺乏动态性和难以实证两个方面。为了弥补折衷范式缺乏动态性的缺陷，邓宁1981年在《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国家定位：一个动态或发展的路径》③一书中提出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投资发展水平理论旨在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关系。邓宁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一国直接投资的流出量或流人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投资发展路径。虽然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给折衷范式注入了某些动态的因素，但是这种修正的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其原因是这种修正只是从宏观的层面对三种优势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描述，而未能对跨国公司特定优势本身的变化作动态的分析，它仍然遵从折衷范式的基本逻辑，将跨国公司的特定优势，尤其是所有权优势作为分析跨国公司行为的既定基础。
对折衷范式形成重大冲击的是跨国公司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动摇了折衷范式的理论前提，而且揭示了跨国公司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些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只将其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向外转移，而将其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R&D（研究与开发）活动保持在母国进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只有为数极少的跨国公司开展全球性的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蓬勃兴起，许多欧洲跨国公司，如瑞士的ABB公司、荷兰的飞利浦公司、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成为推动研发国际化的开路先锋。随后，美国、日本、德国的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如美国的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日本的丰田、富士通，德国的戴姆勒等公司也加入到研发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从大约300亿美元上升到670亿美元，国外研发投入的比重则从10%上升到16%。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在国外从事的研发活动不再是为了适应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并与跨国公司的知识创造过程融为一体。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对于以垄断优势为前提的折衷范式理论框架构成了挑战，因为白海默到邓宁的跨国公司理论均是以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或特定所有权优势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在这一理论的框架中，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利用优势并获得利润回报的过程。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不仅是利用优势的过程，而且还是创造优势的过程。如何将跨国公司知识创造过程的国际化纳入分析框架，是既有跨国公司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2.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的主要方式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主要包括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建投资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并购开始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据《2000一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1987年到1999年的12年间，每年完成的跨国并购的价值从1987年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跨国并购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重则从1987年的52%上升到11999年的83%。
跨国并购的发展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折衷范式构成了冲击：其一，由于折衷范式未能区分FDI的不同进入方式，且分析的基本素材主要来源于新建投资而不是跨国并购，因此很难解释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其影响。其二，折衷范式强调企业的垄断优势及其内部化使用，跨国并购则强调通过整合外部资源来提升企业的优势和创造新的优势。其三，折衷范式未能考虑时间或速度因素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而跨国并购则将时间或速度因素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