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西来说”说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中国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据说截止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所以才延滞100多年的时间也没有头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独立说”的阴影下在中国境内打转转，起码近几十年是这样。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汉字起源揭迷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推翻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