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发展，其原因不外乎自身的内在演进、外在因素的支持与促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乾隆初叶兴复古学之风的酝酿与形成，即是此一学术法则的体现。当时，清廷倡之于上，名儒硕彦行之于下，而更有地方大吏，乘时势而起，于古学的兴起与演进，予以扶持与资助。其中，两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即是开风气之先者。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自号雅雨山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1]，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其先世于明初由涞水徙山东德州左卫，遂世居于此。祖父裕，庠生；父道悦，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知陕西陇西、河南偃师两县，逝后入祀乡贤祠。
卢见曾生而颖异，年十五（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补博士弟子员[2]，康熙五十年（1711）举于乡[3]，六十年（1721）中进士[4]，出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先生之门。时汪公阅头场卷，即拟荐；而郑公阅二场表判，为之惊异，遂言于堂曰：“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5]两公重之如此。是科，清圣祖诏进士未入馆选者，咸一体命儒臣教习三年，见曾遂留馆竟学。雍正元年（1723）试于廷，见曾名列一等。当是时，世宗以新登宝座，颇有意于整饬吏治，而重亲民之任，是以有凡进士在高等者以知县即用之命，见曾得选为四川洪雅县令。见曾念及父亲年高，欲陈情归养。而道悦先生致书戒之曰：“汝自顾才行何如？今恩遇过分如此，而不思一效犬马之力，可谓孝乎？且余虽老，康强如故，未遽就木也。”[6]见曾感父斯言，遂于雍正二年（1724）赴洪雅任[7]，从此步入其一生中的仕宦生涯。
卢见曾就官洪雅不久，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十一月，及五年（1727）七月，连遭其父及生母王氏、嫡母程氏丧。服阕后，于雍正九年（1731）补官江南亳州蒙城知县，并协理州务。未三月，旋授六安州知州。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由六安调治亳州。未几，世宗亲擢见曾为庐州府知府，又奉檄摄凤阳府事。雍正十三年（1735）秋，迁知江宁府；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8]。乾隆二年（1737），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9]，但刚上任七月有余，因“被参一十七款，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10]，及总督、盐政劾其与邵基“为党”[11]，遂罢官扬州[12]。高宗薄其罪，因于乾隆五年（1740）命见曾往塞外军台效力。乾隆九年（1744），卢见曾奉召由塞外还，起牧滦州。十年（1745），迁永平府知府。十六年（1751），迁为长芦盐运使[13]。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在任十年，以老得请还家。在《告休得请留别扬州故人》诗中，卢见曾表露心迹道：
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
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祖道长筵舟满河，
绿杨城外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与人赋五紽。绛帐唱酬郊藉在，清门交际纪
群多。二分明月樽前判，半照离人返薛萝。……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
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14]
其疲惫官场、息意田园之意不觉溢于言表。返家后，卢见曾乃“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15]，大有颐养天年之乐。而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南巡之时，所赐“德水耆英”[16]匾额，更令卢见曾为之感到欣慰和鼓舞[17]。晚年的卢见曾，虽不免为知己的零落而伤怀[18]，但其“摩挲明岁朝天杖，捡点连年见道心”[19]的情怀，却依然萦绕于心。岂意“烟月足家园”的好景不长，宦海风波再起。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政尤拔世以相沿充公之提引舞弊入告，于是历任盐政如高恒、普福等皆得罪，而卢见曾因曾长期任两淮盐运使，亦牵连入案。高宗对此十分震惊，因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立案办理。六月二十五日，高宗谕军机大臣等曰：“卢见曾久任两淮运使，提引之事，皆伊经手承办，似此上下通同舞弊，岂得诿为不知？着传谕富尼汉，即行传旨，将伊革去职衔，派委妥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并案审讯。仍一面将卢见曾原籍赀财，即行严密查封，无使少有隐匿寄顿。”[20]然出乎高宗意外的是，经富尼汉奏，“查抄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经出示招人首告，始据监生李容等，首出寄顿各项”。高宗遂指示富尼汉，严加追究走漏风声之人，若卢见曾坚持不说，即加以刑讯，待审得实情后，再将卢见曾“锁押解赴扬州，并案问罪”[21]。后经审问卢见曾之子锳及孙荫恩，荫恩乃供出预通信息之纪昀、王昶及黄骏昌，后又牵引出徐步云。七月二十四日，高宗就卢见曾“寄顿赀财”走漏风声一案作出裁决：
大学士刘统勋奏，审讯卢见曾寄顿赀财一案，先后究出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之候
补中书徐步云，伊戚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并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
中王昶，漏泄通信，应照例拟徒。……得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等紧要
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着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
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着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余依议。[22]
其后，因查出卢见曾尝令商人代办物件，且不行发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因将卢见曾解赴扬州严审究拟。八月三十日，“刑部议覆江苏巡抚彰宝奏，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应如所奏，从之”[23]。然而，还未来得及秋后执刑，卢见曾却于九月二十八日故于苏州[24]，其颇为坎坷的一生至此方得以解脱。
卢见曾一生为官，勤于吏治，锄强治剧，颇能识其大体，所至皆有殊绩。如其任六安、亳州、庐州及颍州时，于水患之祸，皆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州重浚西湖记》——引者注）中一段，疏别是非利害，直是见得到，做得彻。然非心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独断如此。诸御水患记，当以此为第一。”[25]见曾又颇能爱才好士，其“官盐运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26]。而其“汲引后进，孜孜如不及，其奖拔皆有名于时”[27]。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卢见曾于所到之处，每以兴学造士为先。如“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扬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而廓其规制，严其教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28]。在所作《雅江书院记》、《永平府书院碑记》、《问津书院碑记》、《试帖初桄序》中，卢见曾自道其经营书院大略曰：
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
敷弦歌之地。颜其门曰雅江书院，广文教也；颜其楼曰雅雨楼，志风土也；又易桂香
阁曰望春阁，邑故多孝廉，无捷南宫者，为从予游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旧额，前
有作者，不忍没也。[29]
乃延名师立学规，征七属士之才者肄业焉。……夫古之教者，文武不分途；古之
学者，体用无偏废。……二三子朝夕诵习于斯，仰瞻庙貌，溯其德业之巍巍，明乎见
而知之之为何事，而敬以为主者，之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斯其处也有守，而
出也足以有为。如以举子业为文章之能事，而不究其全体大用之所在，则与骑射技勇
以为武者等耳。二三子尚其顾諟，以毋忘斯义。[30]
翼日，诸生踵门谒请所以名是书院者，爰进而诏之曰：“若滨海，亦知夫海乎？孔
子之道，犹海也，学者蕲至乎道而止。今之制义，其津筏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泛
海者……”[31]
余束发后习为诗，今七十年矣。……维扬安定书院，余初任运使时，偕博陵尹公
所经始。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迨余再莅维扬，弟子
员日益伙。弗精弗勤，虑且坐废，请于上官，稍更张之。厚其廪饩，检稽其出入先后，
娄东沈光禄、武进刘侍读主教席。光禄以经术课士，侍读之学出入史传选骚，其爱士
皆癖于余。而余亦间至讲堂，或时延诸生，上下其议论。其负过人之才者，置上舍，
有加礼。行之比年，诸生文益上，诗益工。虽遇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数人焉，足以窥
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无疑也。[32]
见曾之汲汲于此，亦可谓用心良苦。惠栋曾曰：“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厉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33]汤先甲亦称：“抑吾师政事文章，啧啧人口。前在江南时，洊历诸郡，转运淮扬，所至辄有声烈。暇则引诸后进讲论德艺，饮酒歌诗，意洒如也。一时从游者，踵相接，多所陶成。”[34]惠、汤二氏所论，洵可见卢见曾吏治注目之所在。
兴复古学的为学宗尚
卢见曾一生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于民生利弊多所更张，且取得了有效的成绩。然官事之余[35]，甚且贬谪塞外军台之时，见曾于学问之途，亦颇能沉潜切究，有所心会。其中，对古学的研讨与张扬，乃其为学的倾心所在。
卢见曾之为学历程，前后得益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讲益，进而形成自己为学宗尚古学的趋向。其父道悦（1640－1726），字喜臣，号梦山，先后官陕西陇西、河南偃师二县，一充乡试同考官。其“幼而好学，甫就塾师学为文章，出语即惊人”。据见曾称，当其罢官陇西后，“贫甚，衣食于奔走，因以游览天下名山大川，遍交当世贤豪，而浙江陆公龙其、江南赵公申乔、吾乡郭公琇，称莫逆焉”。道悦先生尤工于举子业，其“教子弟及门人，循循有规矩。门人之受业者，及偃师之士昔尝奉教者，皆能文章，掇巍科，砥行而砺名焉”。其所为文，多散见于试牍及房刻之中，而“所为诗，有《公余草》一卷行于世，晚年有与谢方山先生唱和诗及诸杂诗”[36]。卢见曾为学之发蒙，即承其父之教而起。又见曾之岳父萧韩坡先生，其于文章，“以韩、欧为门径，欲轥古秦汉作者之庭，而入于其室。故瘦而坚，中腴而外淡，识之者盖鲜焉”[37]。萧氏此一治学取向，于见曾亦颇有影响。
卢见曾之于学，初尝致力于声调之学，而导其入此途者，为田香城先生霢。卢见曾尝称：“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受之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转叩于渔洋，而得其指授。”[38]又曰：“先生兄山姜而师渔洋。弱冠游京师，与一时名公巨卿，争骚坛，据吟席。其所为诗，甫脱稿，已吟遍长安。……余年稍稍长，略通文字，而先生许之，乡会两试，先生皆决其售于未揭晓之前。初学为诗，辨声律，先生曰：‘孺子可教。’出其所藏书选本若干卷，授予抄录；并以其所得于渔洋、山姜两先生者，口授而笔示焉。自辛卯以来，凡十余年，日侍先生之侧。先生固深爱予，予亦因以知先生。”[39]由王渔洋先生士禛，而田山姜先生雯，而田香城先生霢，一脉相承，师弟有序，卢见曾可谓得诗学之渊源矣。其后，卢见曾于会试时，又尝受知于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座师之门，大为二人所推扬，且郑氏发有“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40]之叹。再后，卢见曾又得黄叔琳先生之教益，于苏轼诗之施元之、查初白两注，以及王渔洋先生《感旧集》等，多所究心，亦颇为之感兴。[41]
卢见曾通籍后，曾与“学问渊博，尤邃于经”的顾栋高相友善。见曾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延顾氏课其子。两人谈艺论学，颇为相得，多所启发。言谈间，顾栋高语及“少时尝欲钩贯《六经》，作《周官联》一书未就”，见曾极力鼓励顾氏速成之，并慷慨允诺“吾为子任剞劂之费”。后因见曾“以事谪徙塞外，而顾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42]。又见曾官扬州时，与马曰琯、曰璐兄弟时相往来，切磋论学，文酒留连，人生取向颇为相近。见曾尝赞马氏嘉惠士林之功曰：“玲珑山馆马员外曰琯别业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忼慨借荆州。”[43]而当马曰琯去世时，见曾甚为感伤地哭道：
前月才同哭旧俦，那堪君又去荒邱。淮阳老友从今尽，金石遗文谁更搜。名士共
悲东道主，高情常在借书楼。嫏嬛福地知归处，山馆玲珑本暂留。[44]
知己之叹，悲痛于中。而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是得益于惠栋与沈大成诸人之襄助，于经史之学颇多推进，故见曾有“南方佳人惠定宇与沈学子，词坛鼎足三军成。韵争奇险角竞病，句斗涩苦联彭亨”[45]之句。以上诸人，于见曾之学识，质疑问难，皆能有所增益。
正是得益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相勖，见曾于学问一途，是以有不断的进境。从其为学大体而言，卢见曾于经学之研究甚为关注，尤重两汉之师承家法，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46]，而于通经之法，颇为赞赏万斯大“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47]之取向。
卢见曾之所以主张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乃基于“《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为挽救宋代“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的说经之弊，他提出一通经路径。其言曰：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
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
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
对卢见曾此一通经路径的宗尚，惠栋曾有评语云：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故汉经
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
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
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
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
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
惠氏所云“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即是对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48]的唱和。而惠栋对卢见曾通经之法的揭示与赞誉，则彰显出卢氏治学之卓识。此一通经之法，一方面体现了自乾隆初叶以来，特别是诏开“经学特科”的政治文化导向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经学研究自身的内在演进逻辑。
早在清初之时，万斯大即提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的治经方法。于此，卢见曾深有同感，是以评价道：“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因此，卢见曾于万斯大之人之学，甚为推崇，有言道：
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
会穿凿之病。……先生之人与先生之学，其不朽惟均也。
可惜的是，万氏所著之《经学五书》，因不幸再毁于火，致使面临散失、埋没之虞。卢见曾既嘉斯大之志，因以慷慨解囊，“为助其刻资之半，而重为序之”[49]。
卢见曾既识通经之大体与门径，其于《周易》一经，颇能体现其为学精神。卢见曾之研治《周易》，始于谪戍塞外之时。他说：“余年五十有一，远投塞外，始学《易》。”[50]在塞外几年中，卢见曾并没因遭遇坎坷而消沉，而是致力于《周易》的探讨。其于《出塞集》中，尝自道学《易》经过曰：
无碍研朱点《周易》，有时把酒读《离骚》。[51]
篝火研朱夜每深，敢将分寸负光阴。宽闲帝与消灾地，忧患天开学《易》心。鸿
渐陆时终有用，鱼当贯义却难寻。杞中但有包瓜在，泥井何须问旧禽。[52]
多君立雪叩坟邱，半载蹉磨愿岂酬。赢得他年传故事，授经却在海西头。[53]
正是这一研《易》经历，为见曾此后刻《雅雨堂藏书》打下了基础。
卢见曾之究心于《易》，于汉学尤多心契。其尝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故郑康成《周易》之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54]。通过对历代研治《易》学成就的总结，卢见曾得出一个看法，他认为：“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之所以有此认识，乃因为汉学“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55]。以此为基准，卢见曾于凡能发明《易》义者，无不为之搜讨推扬。如《周易干凿度》一书，世人以其为纬书而薄之，但卢见曾认为：
《周易干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纬书非学者所
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
先秦之纬其辞醇。《干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
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干凿度》，非以其醇耶？……
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56]
又其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亦因其能存汉代费直、荀爽、虞翻之学，是以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而宋儒王应麟于《易》颇采郑康成之说，卢见曾即将之附于李鼎祚书后，“以存古义”[57]。凡此种种，皆是“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为学宗尚的体现。
《雅雨堂藏书》对汉学的表彰
卢见曾不仅在思想取向上对汉儒治经方法有所心契，其于汉儒之学，亦能予以极力表彰，其体现为自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二年（1757）所刻之《雅雨堂藏书》（又名《雅雨堂丛书》）。《雅雨堂藏书》计有《郑氏周易》（汉郑玄）、《易释文》（唐陆德明）、《周易干凿度》（汉郑玄注）、《李氏易传》（唐李鼎祚）、《尚书大传》（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汉卢辩注）、《郑司农集》（汉郑玄）、《高氏战国策》（汉高诱）、《匡谬正俗》（唐颜师古）、《封氏闻见记》（唐封演）《唐摭言》（唐王定保）、《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文昌杂录》（宋庞元英）十三种。其中，除高诱、封演、王定保、孙光宪、庞元英五种著作属史部、说部外，其他八种皆为解经之作，乃整个丛书的核心。
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实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人之襄助。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先世扶风人，明嘉靖中迁于吴。秉承其曾祖有声、祖周惕、父士奇之庭训，惠栋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及之”，而尤邃于《易》，实开有清一代研治汉学之先声，于一时学风影响甚深。[58]其所作《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诸书，大为世人所推重。钱大昕有言：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
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
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59]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亦曰：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
学，俾斯事逸而复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
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
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
矣。震入都过吴，复交于先生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余君仲林，皆笃
信所授，不失师法。先生之学有述者，是先生虽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于徒
接先生画像，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可不谓幸欤？[60]
而卢文弨推扬惠栋《九经古义》之务实学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