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硅谷的科技精英经常夸口说他们多么了不起，几天就拉到了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或者做出个什么拯救世界的产品。见识下硅谷那些傲慢自负的创业者吧！
科技精英经常夸口说他们多么了不起，几天就拉到了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或者做出个什么拯救世界的产品。他们这种傲慢自负的态度遭到了知名企业和国家政府的不满，说他们是“自大的贱人”。但事实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世界绝对不能缺少这些疯狂的天才！
那群“自大的贱人”
塞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坐在桌子后面，膝盖缩到胸前，吃着刚买回来的杏干。他才29岁，但连最敷衍的酒保都要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在想问题时，他的一只手会一直揪着头发，把头发抓得一丛丛的，像爱因斯坦的发型那样直竖起来。他说他最主要的兴趣点其实是物理，不过在读斯坦福大学时，他主修计算机科学，因为“物理的事儿我已经懂得七七八八了”。他的T恤上印着一行字，“做人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他管理的孵化器Y Combinator的口号。这家公司向新成立的初创公司提供12万美元及三个月的免费无线网络、咖啡、停车位和咨询服务，用来换取新公司7%的股权。我向奥尔特曼提了个问题：为什么硅谷的创业家们个个都那么讨人厌？他嚼完了一块杏干，用手指揪着一撮头发，然后说：“硅谷有那么多自大的贱人，这恐怕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近来，硅谷这群“自大的贱人”尝到了点儿苦头。过去的18个月左右爆发了一系列呼吁的自由主义暴行，示威者群起对旧金山日趋贵族化表示反对，他们扎穿轮胎，砸坏窗户，有一次还有意在谷歌和雅虎公司的通勤车上呕吐，住在城里的员工就是坐着这些班车往南走60多公里，来到位于芒廷维尤和森尼维尔的办公室。
今年1月，82岁的硅谷亿万富翁、风险投资人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给《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去信，将这类针对1%富人发起的攻击跟纳粹迫害犹太人相提并论，跟大部分拿纳粹做的对比一样，这并没有提升人们对事态的关注。在旧金山，至少有两人因为戴着“玻璃洞”，也就是谷歌那款备受嘲讽的内置镜头眼镜而受到旁人攻击。98岁的玛丽・伊丽莎白・菲利浦斯(Mary Elizabeth Phillips)自打1937年起一直住在旧金山，但她住的公寓楼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因此面临被驱逐的窘境，抗议者拥到了这家房地产开发商门口，控诉说科技新贵(以及贪婪的房东)该为这位老人的遭遇负责。
2010年1月，旧金山的失业率为10.1%，市长埃德・李(Ed Lee)向科技业者提供了留在本市的激励措施。该市目前的失业率仅为4.4%，承载不下的公司开始流入奥克兰，这个城市的失业率从17.6%应声降至8.9%，而且咖啡店员的失业率还要更低。全球绝大多数地方面对的问题，在硅谷这里都不存在，但正如每个帕洛阿尔托人都会说的那样，即使是最正面的颠覆也会引发负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使其他人或企业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译注)。而在4月份，示威者对此做出了另一种诠释，这群人扎堆儿来到一位37岁的谷歌创投合伙人旧金山寓所门口，举起印有笑脸图案的横幅，上面这样写着：
凯文・罗斯(Kevin Rose)是个寄生虫……他投资的初创公司招来了一伙创业家，荡平了旧金山和奥克兰……我们还要给他们端咖啡、送外卖、带孩子、擦地板。
迈克・贾积(Mike Judge)曾当过工程师，创作有电视剧集《瘪四与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和《蠢蛋进化论》(Idiocracy)，还制作了HBO电视台的情景喜剧《硅谷》(Silicon Valley)，剧集讽刺了工程师们高人一等的心态。“一直到最近，‘占领华尔街’的人群貌似并不厌烦史蒂夫・乔布斯，对科技界也不那么厌恶。哪怕这些人是站在金字塔尖的那0.001%。”他说。于是，“占领硅谷”运动开始了。
大部分抗议人士怨恨的是房价高企和收入不均。他们还关注美国是否将过多资源投入到这群做智能手机应用的20来岁程序员身上，担心在电子邮件、网络搜索和个人照片上面，是否给予了这些家伙过多的信任。Facebook上月就吃了一棍子，这家公司披露称曾对不知情的用户进行了一次心理实验；而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因向联邦政府提供信息而遭受抨击(尽管事实上有很多公司拒绝政府要求，是在法庭强制之下才这么做的)。谷歌的公众形象眼下到了坏得不能再坏的地步：硕大、窗户镀膜的通勤班车；跟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合作；装有旋转摄像机行驶的“老大哥”摄影车，这类车子为Google Earth绘制“街景”；收购制造军事机器人的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这类机器人肯定会激发好莱坞创作某些警世故事；还有“不作恶”的口号，难免惹人猜想这家公司是否实际上是在作恶。
想到在一次黑客大会上，人们为“Titstare”这款男人分享自己偷拍女人乳沟照片的应用所响起的掌声，以及Snapchat联合创始人伊万・斯皮格尔性别歧视意味浓厚的邮件(写信时他还是斯坦福大学一家兄弟会的会员)，这让人感觉到，一雪前耻的书呆子们在对待女性时，貌似要比肌肉男更恶劣。简而言之，人们很疑惑的是，这群信誓旦旦要改变世界的奋斗者，是不是彻彻底底的大草包？！
问题一部分在于，市场对智能手机的无聊消遣给予了过多回报。“当别人做的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并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可以改变世界时……这真的是惹人恼恨。这是傲慢自大的一类特殊形式。”奥尔特曼说。他还指出，在Y Combinator，他几乎不会给公司创始人提出任何泛泛的建议，除了“不要过度承诺”和“不要成为自大的创始人”。他进一步说，今年7月，唯一功能就是通过手机发送“yo”字的应用软件Yo得到1000万美元估值，并获得150万美元融资，碰到这种事情，很难不让人们对整个硅谷质疑。也正因此，他现在用自己的钱广泛投资于能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行业。“人家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理应做有意义的事情。”他说。
如果说Yo是个信手拈来的笑柄的话，它另一方面也不那么有代表性。当硅谷的初创公司夸口说，它们正在做的事情那些知名公司和政府都做不到，这话多半是没有错的。在政府与汽车厂商来回协商、希望改进公司的平均节油标准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已经做出了一款人人想要的电动车。法律规定车企在2016年起需要安装后置摄像头，此举一年有可能挽救69条生命；而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至今未发生一起剐蹭。Uber在解决醉驾这个问题上，远比公益广告更加实用。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所有人都在分享自己吃什么的140字应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听起来恐怕像是痴人说梦，可Twitter成为在解放广场上组织示威的主要工具。此外，据BBC和其他新闻媒体报道，在8月，以色列人开始用Yo来互相提醒火箭袭击的信息。
不管傲慢与否，硅谷仍在继续引领经济。老派的美式乐观主义仍是湾区的规则，在这里，移民无人欢迎，汗水得到奖掖，人人相信自己的子女能享受更好的生活。俾斯麦・莱佩(Bismarck Lepe)毕业于斯坦福大学，5岁时他还在加州的奥克斯纳德帮从墨西哥移民来的农民父母在地里摘草莓，而现在，34岁的他已经创立了Ooyala(在线视频)和Wizeline(产品管理)两家公司。他说，想要了解硅谷的气质，只需要听听史蒂夫・乔布斯在1997年苹果公司广告中的旁白：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致敬……他们看待事物与众不同，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支持他们，反对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你确实可以带着‘自大’的劲头改变‘疯狂’，”莱佩说，“因为只有自大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他们真的能“改变世界”吗？
每周二，Y Combinator的初创公司创始人都会聚在一起共进晚餐，聆听演讲；最近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风险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每逢这时候，这家孵化器位于芒廷维尤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咖啡馆――一溜儿长桌和便宜的折叠椅，二三十个年轻人和三个姑娘挂着胸牌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个不停。橙色的墙面上覆有一层隔音泡沫，如果电脑程序员们太吵闹，这样装修倒是有点意义。由于孵化器并不进行B轮投资，创始人们可以在小组会议中尽情袒露自己的弱点，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是集体心理治疗。在7月的一次聚会中，可以很快发现，傲慢自大的架势，一部分是科技业者摆出来赢取合伙人、投资者和招聘人员的幌子。如果说，这些正在接受改变世界训练的人对颠覆带来的危害后知后觉，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颠覆的是自己的生活：从别的城市或国家搬到此处，回绝了高薪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住在办公室里，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意肯定会搞砸。
在他们的正上方，高悬着天使投资人罗恩・康韦(Ron Conway)和他的小狗的画像，这幅画原本是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送给康韦的生日礼物，但很快就被康韦丢弃，它现在成了媚俗之作的代表。表现得像个志得意满的有钱佬，这并不是自大的正确表现。如果有人把你令人敬畏的准则画成油画，这才真正算得上酷。
跟大部分硅谷人一样，奥尔特曼的穿衣风格像中学生。Y Combinator曾为他的公司Loopt注资，这家公司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将自己的方位跟友人分享，是Foursquare的竞争对手。2005年，奥尔特曼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后创办了Loopt，2012年公司作价4340万美元售出。在赚了这么一大笔钱后，他买了几台酷车，但目前仍然跟两个兄弟在旧金山合租一套公寓，用的宜家水杯也是在斯坦福读书时买的。几年前房子漏水，连累他放在地板上的床垫泡汤，并且长出了多得吓人的霉菌，他才终于买了个床架。“在大部分城市，比如纽约和洛杉矶，人们把短期的现金或薪酬看得很重。但在硅谷，有很多投资是需要等待的，而这造就了公司。”他说，“在纽约，你要面对的压力是在汉普顿买个大房子，或者送孩子去私立学校。而在这里，开超级豪车、有大房子或者新衣服，都不是你地位高的标志。这里的标志是天使投资。风险越大越好。”是的，他们痴迷于彼此公司的估值，他们用这种激烈的竞争手段来为所有人打分。当人们笑话斯皮格尔拒绝了Facebook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时，他们并不了解，斯皮格尔不想要更多钱，他想要的是建立并主管一家巨大而且有影响力的公司。大部分硅谷企业家在创建新公司时，目的并不仅仅是发家致富。他们的眼光要更为远大。
23岁的迈克・弗朗(Mike Furlong)在纽约花旗集团做证券交易员时，见惯了人们大把花钱、大声叫嚷。他来到了Y Combinator，创建了一个网站，召集人们凑份子购买对冲基金。“华尔街并不关心对错，他们关心是否合法。而在这里，人们关心孰是孰非。”他说。就算科技企业高管夸大了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可是，这个目标不是远比在拉斯维加斯的大都会酒店买醉美好吗？
自从硅谷崛起，这便是它DNA的一部分。CNN在1999年拍摄了一部专题片，探讨网络公司热潮带来的刺激与奢靡，并提出了一个预设观点，那就是硅谷是西海岸的华尔街，对此风险投资人史蒂夫・尤尔韦松(Steve Jurvetson)提出了异议。“想到有人会说，‘我纯粹是冲着钱才做这件事’，这简直是作孽。你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你想改变世界。”他说。今年7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尤尔韦松表示硅谷的目标从未改变；如果真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为宏大。“有越来越多的创业人士立足于全球，他们想要改善的是贫富差距或健康医疗，”他说，“他们考虑的不是奥巴马医改，因为这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再理会现存的教育基础设施，而是创造了慕课(MOOCs，大型公开在线课程)的全新平台。你得避而不管陷在政府泥潭中的事情，就是要创建一个新体系。”
36岁的达娜・林格尔曼(Danae Ringlemann)的众筹网站Indiegogo设在旧金山南市场区的砖墙结构写字楼里，一面墙上挂着几把吉他，另一边排着员工的自行车，还有一面墙上展示着涂鸦课的成果。电梯旁边是用小灯泡组成的单词“赋权”。她是业界罕见的旧金山本地人，戴着厚框眼镜，长长的金发从中间分缝儿。她的父母曾苦苦支撑一家搬家公司，在她读大学时公司宣告破产。她读的是私立高中(拿奖学金)，学校里的数学课通常意味着同学围坐成一圈，共同研习数学难题。
她想要通过Indiegogo为所有怀有值得帮助的理念的人筹集资金，而且包括那些并没有多少商业抱负的艺术家。为远离硅谷的人们提供资金，这个听来有些讽刺的商业想法令她的硅谷公司迅猛成长。“我爸爸总是告诉我，这个世界不喜欢变化，”林格尔曼说，“这个世界喜欢说不。它不想作恶，但它缺乏智慧。作为创业者，你的职责就是抗击这一切。事后，人家会对你做的事情感到快慰。但别指望有人感谢你。商业拥有你无法置信的行善资源。它可能是做善事最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