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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资源缺乏，应该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缩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即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事与愿违，时至今日，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技术的提升，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中国企业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上不能突破—世界大型战舰，但义和团运动不还是拿着大刀长矛来对抗外来侵略？缺乏核心技术力就如大树烂腐了根茎，叶茂又还能持续多久呢？二、日本的工业发展模式前面提到过，日本的“产经联”是其技术的精华，事实上，日本的工业发展模式几乎就是产经联的运作模式。产经联的运作核心包括三块：一块是三菱重工、住友化学、三井物产等大财团，主要生产和提供各门类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这些财团负责研发和提供关键工业物资，如芯片、数控机床的核心部件、精密仪器、高质量化工原料、特种钢材等，是日本的基干企业。我们所熟知的几个日本品牌，如东芝、索尼、松下等其实都隶属于这些财团，它们实际只是装配工的角色，是下游企业，把那些基本材料、部件和元器件等买来，装配成各种消费品。这些财团在世界也举足轻重，因为上述关键工业物资在世界范围内也基本由少数几个寡头垄断经营，前些年，住友化工厂爆炸，世界芯片价格暴涨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要说明的是，因为研发和大型设备投资的周期长、风险大，所以上游的基干企业往往是赔钱的，虽然其提供的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有利于国家长期的战略发展，但持续亏损岂是理性经济人所图？为什么这些大财团仍然热衷于此呢？原因有二：首先，上游亏损，但下游获利，用下游弥补上游。具体来说，下游企业利用基干产业提供的原料、技术，装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成套的设备、机床、生产线等等，销往国外，赚取高额利润，由于下游企业往往与上游基干企业有着密切联系，它们再将获取的利润存在产经联的银行，实现回流，在弥补上游的亏损后，整体上仍然利润丰厚。第二个原因，就是下面所要讲的，产经联的第二块核心——政府的支持。由于基干产业是日本发展的基石，当基干产业出现问题，政府必须出面支持，将帐面做平。如付出巨额军费，但军队所得与军费严重不符，日本造的武器都贵得离谱。再如政府采购，买技术产品的价格也是贵得离谱。现在从长期来看，燃料电池技术非常关键，小泉和石原就花很大价钱采购燃料电池汽车和巴士。大财团的亏损实在抹不平了，就干脆赤裸裸地进行行政干预，如改革税制，或干脆印钱发给大财团的银行。第三块就是学界，如大型的国立研究所和大学。日本人坚持认为，真正高水平的成果只能出在国立机构，因为那里可以汇集顶尖人才，创造研究环境。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发财心不重，他们所追求的是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创造出惊人的研究成果，为业内人士所尊重，为国家所认可。本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日本是怎样打造“产经联”这一经济永动机的，第三部分阐述了该永动机的运作过程，结合这两部分，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以完全计划主义的方式建立了产经联，随着产经联体系的不断完善，逐步放开产经联的下游企业，使其市场化发展，利用基干产业提供的先进原料和技术赚取高额利润，但对上游基干产业仍然按计划主义行事，有很强的行政干预色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基干企业虽然属于私人资本，但私人往往只有产权没有经营权，政企不分的基干企业的运营完全根据国家产业战略发展的需要，根据国际竞争的需要进行。于是，进入到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市场的“度”。三、市场的“度”所谓市场的“度”，就是指市场化的范围，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适用空间。从前面日本独立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市场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运作模式，通过上游基干产业提供的原料和技术，完成高附加值产品的组装制造，适应国内外的需要，赚取高额利润。我们要适应时代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在市场与计划之间找到合适的“度”。既然每个人都知道：凡事都要有个“度”，做事情要掌握适度原则。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么全盘计划化，要么全盘市场化呢？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本点在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规律不同于经济的发展规律。基干工业的发展有两大特征——循序渐进和超级繁殖能力。循序渐进要求我们要不断积累科学技术，新技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这就直接否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幼稚思想，如果没有最基础的工业体系和技术研发体系，哪怕别人告诉你某某机器该怎样制造，你也生产不出来！就像波音飞机，波音公司给了我们全部的图纸零件，我们也制造不出来，最多干个组装是一个道理。超级繁殖能力是指，一旦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后，产量和以后的技术水平就会成指数化地增长。机器的产能绝对要比人们积极性高涨所带来的产能增加高出无数倍。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但技术成熟以前的投入也几乎是指数化的，挺不住这指数化的投入增长，就别想获得未来指数化的收益，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民也是最值得崇敬的，是对民族发展最有贡献的一代。工业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在长远的战略政策下，培养人力资本，不受成本－收益的束缚，组织各种资源集中地投入。在打造工业永动机的过程中，需要人民“勒紧腰带”，耐心等待，这可能会饿死人，可能会使gdp倒退，农民要受到掠夺（在后面将讲述它的必要），会遭到外国的打压封锁。但日本的崛起和新中国重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告诉我们，拥有长远眼光的坚韧的民族一定会“挺”过这难熬的岁月，因为这一代吃苦挨饿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吃苦挨饿，这一代被人歧视不能让子孙后代也跟着被人歧视！我们研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往往只看到它们市场化的一面，只注意到它们市场化的程度有多么高，似乎这些国家高级化的产业结构也是源于其高级化的市场发育程度。其实不然，我们要看到它们市场化的背后是计划化的基干产业的有力支撑！不仅日本如此，而且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正如polanyi在对欧美市场经济出现过程的经典研究所指出的：“通向自由市场之路是由急剧增加的被集中组织和控制的干预主义打开并保持畅通的”（polanyi，1957）。[1]chaudhry也认为在先期发展的国家里市场机制不是自然和自动出现的，他说：“市场是与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安排一脉相承的有意识的概念”。[2]四、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模式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今天，中国已经加入了wto，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全球化浪潮无法抵挡地延伸至世界每一个角落，应该说，我们今天的重工业化道路比日本战后犹为艰难。西方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我们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我们，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制造出比我们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已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我们入世承诺逐渐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靠拢，获得物资、技术。在国际上，西方要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在国内上，轻工业、商业集团为了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积极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而排斥质次价高的国内重工业体系；在个人上，西方重工业体系正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后进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世界上只需要一套重工业体系就足够了，多了是浪费。但如果中国真的这样附和，我们中华民族离被剿杀也就不远了。欧美模式不适合我们，因为欧美建立重工业体系的投入来自于对外的掠夺，侵略扩展所带来的财富足以弥补建立重工业体系的成本，也足以承受早期放任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今天的后进国家来讲，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借鉴意义。苏联模式也不适合我们，全盘的计划化虽然是苏联重工业体系迅速建立并承受了二战的损耗，但正如前面所说，它做得过度了，始终捧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知更改，最后走到死胡同导致解体。我们只能学习日本模式。以计划化方式，从农村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粮食，利用这些农业物资和本国的自然资源（因为无法对外扩张掠夺资源，这是唯一的办法），从无到有进行工业革命，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化速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用来投入下一代工业的生产，把全部资源都投入到重工业内循环当中去，农业和轻工业继续保持在以前时代。当大工业体系建设初具规模时，开始组织培育下游产业，通过下游产业将重工业提供的先进原材料和设备进行组装，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并以竞争和市场化的方法提高组装效率，积极输往海外赚取高额利润，弥补上游基干产业的投资成本。依靠技术进步“循序渐进”和“超级繁殖能力”的特点，逐步升级产业结构，扩大海外利润，保持强势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低迷但仍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强调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但从实践来看，似乎更注重市场，有迷信市场的倾向，对重工业发展的计划严重不足。中国今天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基干产业腿软。以汽车为例，虽然近几年产量增加不少，但车体的钢板普遍来自日本，发动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汽车用到的各种塑料油漆很多也来自日本，电子产品和生产汽车用的各种工作机也主要来自日本。中国汽车为什么质次价高？根本原因不在于汽车的组织管理没搞好，而是因为基干产业腿软，最新的生产线就是不卖给中国大陆，就算高价买到，也没多少利润空间，还缺少价格优势，不加强重工业，怎么改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五、我们该怎样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在很多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都含混不清，无论是联合国的分类，还是世界银行的分类，用人均gdp来划分两类国家，都不尽人意。其实用是否拥有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为衡量标准，可以深刻地刻画出这两类国家。由于重工业体系有“循序渐进”和“超繁殖能力”两个特点，拥有现代化重工业体系的国家，其现代科学技术天然地要领先后进国家，后进国家由于没有重工业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能用本国的人力和资源来换取前者的先进原料和技术，进行简单加工工业。由于这个世界上人力和资源相对大工业体系过剩，争相降价竞争的后进国家换不到多少外汇，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购买力去买先进工业产品，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又反过来制约了发达国家扩大工业体系的愿望。世界经济就在这个死结中分化为两个世界，发达的现代重工业国家——即发达国家，缺少或正在发展现代重工业的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富，人均gdp很高，但这跟发达国家的富不是一个概念。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富，基本是依靠出卖各类资源而得，包括出卖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农业资源，但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这些国家不立志建立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则这可称之为“抱着金砖压断了脊梁”，终是发达国家的附庸，让你活你就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就像沙特人所说：“我们的祖辈是骑在骆驼上的，我们的后辈也将如此”。只想着自己的享乐，而不顾子孙的生存荣耀，这是大多数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悲哀。发达国家的富，凭借的是发达的重工业体系，利用下游企业的加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一架空中客车抵我们8亿件衬衫，看似市场经济等价交换，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为了这8亿件衬衫我们付出了多大的能源和环境代价啊！所以，正如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居民经常国际旅行、打高尔夫球、长时间地度假消遣等等，他们根本不像发展中国家居民如此拼命地工作，面对生活压力、面对择业压力，长时间高强度地劳作，人家不需要如此却能有着很高的收入，就源于发达国家拥有现代化的基干工业，我们没有。可见，对于追求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我们，建立重工业体系，打造基干产业永动机是多么的必要和迫切啊！如果没有基干产业，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子辈、孙辈仍然干的最多，得的最少，继续做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也是毛泽东主席在解放之初，将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是对人民的一种“大仁政”的根源所在。六、坚持发展重工业体系的现实意义在互联网上搜索“发展重工业体系”，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说它的坏话（这种人在日本是会成为民族罪人的）。现将基本观点分列如下：1、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属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利于吸纳中国过剩的劳动人口，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这样的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应该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应当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公共服务当中去；2、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证明，重工业的发展会加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会拉大城乡差距，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3、重工业体系由于投资量大，回收期长，不利于吸引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为吸引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创造便利条件，而不应当放到重工业体系当中去。第三种说法与“以市场换技术”有很大关联性，中国近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前面两种说法上。笔者认为，现代化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巩固独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就业率稳定提高，同时要想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顽症，非坚持发展重工业体系不可。何以如此？首先，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很少，且主要由外资和私营企业，由于私营企业组织生产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也是从外国购买。所以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正常生存受制于外国，让你开工你才能开工；利润空间由外国掌握，让你获得多少利润你就只能获得多少利润。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受制于人，这就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行业利润率不高，行业工人工资微薄的根本原因。外资企业一旦撤资，数万家企业倒闭，上亿工人面临失业，和平稳定的社会将遭到灭顶之灾，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极大威胁。近年来，财政部要取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内外资企业两税并轨，几十家外资企业联名向人大“请愿”，威胁撤资，到现在该政策也没有出台，说明对外资的依赖已经对我国经济正常发展产生一定威胁。第三世界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过分依赖外资的危害。七八十年代，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经济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的东南亚国家开始稳定和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遭遇债务危机一蹶不振，发展中心转向东南亚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和印度相继开放市场，招商引资，海量的劳动力且能接受更低的工资，东南亚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起飞前”。从gdp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处在繁荣之中，但基干产业的腿软，越来越成为我们最大的隐患。要想彻底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发展重工业，增强基干产业的竞争力。具体办法如前文所讲，用计划化的方法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向重工业，正如哈耶克所说“只要用鲜血去浇灌，沙漠里也能盛开出美丽的花朵”，只要政府能组织好这些有限的资源，按工业技术发展的规律办事，强大的基干工业一定能够实现，同时放开下游产业，对下游产业按市场化和自由贸易模式运作，激励其运作效率，不仅在海外赚取高额的附加利润，而且将组装的辛苦钱也滴水不漏地留在国内。有了强大的基干工业做支撑，我们就不用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脸色，向它们乞求资金和技术的施舍，以发展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而能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广泛地在西部和中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会因为外资不向西部流入，而使西部开发履步维艰。的确，重工业体系不需要多少人，该体系本身也解决不了太多人的就业问题，但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想稳步发展，本国的就业率要想不受制于外国，就必须发展这重工业体系，在现代社会，它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由于重工业体系不完善而受制于人，是对中华民族的不负责任！其次，重工业体系的发展真的会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吗？如前所述，基干工业“循序渐进”和“超繁殖能力”的特点，决定了重工业体系只有获得技术上决定性的突破才能加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在突破到来之前，它的产品很难为轻工业所采用，也就很难转化为最终消费品。同时，由于在不能对外扩张掠夺的条件下，重工业发展所需资金只能从农村积累，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发展要快于农村，这的确能加剧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但当技术上的突破到来以后，它的“超繁殖能力”的特点，会急速推动轻工业的崛起和发展，加工工业、组装工业层出不穷，乡镇企业随之发展壮大，进而加速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生产方式转变，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日本就是如此，在重工业体系产品还没有被轻工业所普遍采用的时候，日本国内轻工业和农业只能用“凋敝”来形容，停留在前工业时代，虽然进行了农业改革，农民有自己的田地，但在粮食集中配给和高农业税的条件下，农村发展极为缓慢，但工业集中的城市在巨额资金投入的条件下，发展迅速，城乡二元差距持续拉大。但当日本基干工业逐步成型以后，急需下游配套轻工业将其转化成高附加值的产品，轻工业蓬勃发展，最适合投资轻工业的农村企业发展更是迅速，进而带动了日本农村的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随之消失。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在七十年代末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在这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差距扩大的问题，这是因为，重工业的技术瓶颈还没有打破，重工业与轻工业还没有紧密的联系，重工业对轻工业的根本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现，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明显的拉动，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发展重工业会阻碍农业发展，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的错觉。70年代末开展的“洋跃进”和90年代的“以市场换技术”，使我们逐渐减少了对本国重工业的投入，压缩了重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参见下表）基干产业技术的决定性突破愈加漫长，导致了目前我们基干产业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乡镇企业的兴旺、农村的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彻底消除变得愈加艰难。年份外资企业比重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非正规制造业比重工业化程度19925.526.942.125.518.419948.526.640.824.120.419969.821.530.738.017.4199812.220.125.941.816.2200015.422.326.535.818.5上表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3]因此，在基干产业没有成熟，重工业对轻工业、农业促进作用还没显现的时候，我们必须等待，要耐得住失业压力、要耐得住城乡二元结构的加剧，因为如果耐不住这些，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掌握经济自主权，就不能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七、振兴重工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鉴于重工业体系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产业升级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与我国目前重工业体系腿软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相应的财税政策也要配套跟进，结合日本经验，笔者具体建议如下：1、财政要加大对企业研究开发和引进外国关键技术的税收优惠；允许对试验研究用的机械设备加速折旧；免征重要机械产品和关键技术引进的进口关税；减轻重要外国技术使用费的预扣赋税率。2、财政要加大对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资金补助；为工矿业重要技术研究开发提供补助；为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提供补助；为电子技术开发和运输机械技术开发提供补助；为能源技术研究开发提供补助；为下一代基础技术研究开发提供补助。3、设立重工业专项发展基金；①设立重工业振兴基金，支持装备制造业研发具有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支持关键技术的研发与生产，为产、学、研合作开发项目提供补助，对国家重点技术领域和重大研究开发项目、技术改造项目以及高精尖产品生产环节的流动资金贷款贴息；②设立重工业科研风险基金，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与开发，以鼓励和促进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例如，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首台（套）设备由于没有生产业绩，因而没有企业愿意购买并承担使用中的风险。因此，可以采用对购买方和销售方补贴或贴息的方式使双方的风险降低。这部分资金可来源于重大装备研制风险基金。建议国家由科技经费中拨出一定数额作为这些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风险基金。4、设立低息贷款制度，促进企业研究开发活动。为了促进研究开发活动，政府可以以低于金融机构的利率向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资金。可以考虑设立“新技术开发贷款”、“重型机械开发贷款”和“新机械企业化贷款”，三位一体地促进科研开发活动，推动国产技术企业化进程。八、总结根据重工业发展的规律及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以计划化的方法集中资源投向重工业，同时积极培养、合理利用人力资本，使之为振兴重工业服务，是基干产业强大的必由之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法在这个领域行不通。但在下游产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发展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下游企业活力，使之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将市场需求反馈给上游基干产业，作为基干产业技术升级的方向。下游企业利用基干产业提供的先进的技术和原料，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满足国内外需求，并用其获得的利润弥补上游基干产业的投入，使经济出现良性循环，打造经济永动机，持续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下游企业也用计划方式分配资源行不通，会导致经济结构僵化，国民经济崩溃，比如前苏联。
本文反复强调，基干工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同于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循序渐进”和“超繁殖能力”的特点，需要国家的投入和保护、需要一环扣一环地发展，任何一个基础环节都不能错过。产能指数性地增长以前，需要投入指数性地增加，在关键性的技术瓶颈没有打破，在基干产业尚未完善的时候，我们必须勒紧腰带耐心地等待，不可为了自己一时的求富而埋葬了子孙后代的幸福。“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老路不能再走。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充满希望的，只有加速工业人才培养，提高全民族的工业化思想意识才能够减轻等待的痛苦，加速基干产业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