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从“陈寅恪热”到“王小波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理想上从“圣贤” 向“凡人”的转变。人文精神的这一深刻“蜕变”，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从“英雄时代”走向“凡人时代”的转型过程为背景。其关键是知识分子在自我定位上卸掉了“先知”启蒙者和“救世英雄”的重负；而其代价则是批判精神的弱化。前者可以说是王小波以其对当前时代精神的领悟，而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而后者则只能看作是他以其“小智小慧”，为知识分子所提示的一种在与社会现实的妥协中尽可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权宜之计”！
九二年以后，在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过程空前加速。大众文化随之彪兴；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急剧边缘化了。在“上有价值迷失，下有淘金大潮”的大形势下，出现了“价值空虚”、“物欲横流”、社会伦理失序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便使得国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一时间陷入了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境地。
正是针对着这种社会现实的背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九三年底、九四年初，试图通过发起一场讨论来恢复他们心目中业已失落了的所谓人文精神，以重建精神家园，一方面匡正已是“江河日下”的世道人心，另一方面则为自己重新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
那场讨论虽然提出了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但并没有获得任何富有新意的学术或思想成果，问题自然也没有得到解决。
一、“陈寅恪热”：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
从九三年年底发轫的人文精神讨论，仅仅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1995年下半年便沉寂下来。恰在这时，即1995年年底，陆健东先生出版了他的力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随即在国内知识界迅速掀起了一波颇具震憾力的“陈寅恪热”。
“陈寅恪热”不仅接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此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这是因为，陈寅恪以其壁立千秋的独立人格和充满悲情的文化苦旅，为人们理解和把握失落已久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提供了一个具体鲜明、且令人感佩的形象！
那么，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基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作一点简略的考证。《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相对。《后汉书· 公孙瓒传论》：“舍诸天文，征乎人文。”足见古之“人文”，其所指不在神或自然；而在人和人事。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所谓人文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宗教神学的人文主义，确有相通甚至一致之处。这一点，再国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已有不少学者指出。
不过，中国古代之所谓人文，还是有其独特的意义。《说文》：“文，错书也。 ”段注：“《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文之一端(无立旁)也。错书之，文之本义。”这即是说，不同的线条、不同的颜色或图案并存交错在一起，就是“文” 。所以钱穆先生说，“文”就是“花样”。依此，所谓人文，其本义系指由不同的人及其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各种“花样”。花样鲜明谓之“文明”；而人之间因有伦理亲情，故“情深文明”，其间关系鲜明达于极致，乃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因此，《易经》上说：“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文明”和“人文”的本义虽如此，但在古汉语中，“文”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意义，即“文”同时也指“字”或“文字”。这自然也是从“文”的本义派生而来。《说文》段注：“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吭(去口字，加走支)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由此推而广之，便有所谓文章、文学、文采等一系列说法；但其中最重要者，是“文”还指代“礼乐制度” 及其精神内涵，亦即我们今天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最基本的内容。如《论语》之“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即是指“礼乐制度”。与此相应，“文”还概 巳寮宜嫉募负跻 切传统的美德和规范：“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国语·周语下》。
由以上所述可知，从一开始，“人”和“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所谓人文的两个基本因素。因此，要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亦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理想人格这两个方面着眼。
照我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具有下列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基于家族本位的伦理道德中心主义；其二，是与第一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主义，孔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述而不作云云，便鲜明地体现了这种传统主义；其三，是伦理关系的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的伦理化，这一点最集中地凝聚于《大学》所谓修、齐、治、平的“三纲领、八条目”之中。与此相应，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也集中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对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承传民族文化和肩负天下兴亡的神圣使命感。
中国古代特有的所谓人文的历史观，是这种传统人文精神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我国已故著名的文化史家丁山先生，依据韩非子的有关论述，将这种人文的历史观，称作“(圣人)订礼制器的历史观”。
陈寅恪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正在于：在他的身上，相当鲜明、且比较完整地凝聚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因为第一，按照中国传统的标准，陈寅恪无疑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一种近于“圣贤”的理想人格；第二，陈寅恪以其一贯视民族文化为生命的态度和对传统文化不计成败利钝的呵护，不仅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价值参照，而且为之具体地展示了一种近于“高贵”，即不失尊严和斯文的生存方式。或者说，由于在陈氏身上相当难得地保持和凝聚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因而便使得在原先那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始终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人文精神”，借助陈寅恪的感性形象而一下子便在回归传统的意义上具体化、鲜明化了：原来所谓传统的人文精神，就是像陈寅恪那样，以其圣贤或近于圣贤的人格，一以贯之地为关乎天下兴亡的民族文化而活而乐而忧，甚至像陈氏所推崇的王国维那样，为民族文化而死！在这种意义上，“陈寅恪热”反映了国内知识界一种向本国传统人文精神回归，亦即向文化传统寻根，以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