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是百代千年，绵延不绝！那种奉现代西方以“一族一国”为其基本信条的政治民族主义为圭臬，并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其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仅连带抹杀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如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且根本有昧于华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上早熟的事实。为了说明中国民族主义之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清当前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对此，笔者已经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试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和论文集《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 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于“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于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 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于“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于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 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后者推广于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于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于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于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于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后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反攻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么，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么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发生了甚么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后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后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 时代
国际政治主体 基本角逐手段 基本角逐方式
争夺对象殖民主义 西欧
民族国家
军事战争
殖民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列强 军事战争
资本输出
市场霸权主义 美、苏
核武与意识形态 核竞赛和冷战意识形态 市场新霸权主义美、日、西欧 政经军优势
政治和自由贸易 国际组织和资源
以上的分析和对比表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后冷战（后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是：“西方其实是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并促进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3）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崭时又处于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即便撇开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不计，它也不可能不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这在美国断然拒绝全面销毁核武器，同时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迫中国政府签署足以保证美国维持其绝对核武优势的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在中国大陆究竟是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得清楚无遗。而且，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固然对台湾的防务暂时有好处；然而美国的对台战略原则，却明显是基于对中国这一潜在劲敌的遏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全体系的防御围和在一九九六年初与澳大利亚签署《国防合作条约》，已经大体完成了旨在对中国大陆实行遏制的战略部署。联想到“围堵中国”的呼声，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那既不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后，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滑坡现象的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一年，而不迟不早，恰好是在中国大陆因展开新一轮经济改革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获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从而显示出其综合国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九九叁年－－两相对照，实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长思之！诸如此类的现象，使许多中国人在关注乃至支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而与大陆当局持续进行激烈争执的同时，也注意到前者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存在、且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便提示他们，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几年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正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另一方面，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历史却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因为今日的世界究竟还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不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国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中亚、中东猖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亚洲价值论等等，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以后，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年来在大陆本土腾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对于由冷战的结局所引致、且几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别强劲的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