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正如全国人口无从稽考一样，中国穆斯林人口（除引文外，以下均简称“穆斯林人口”）也未知其详。因此，人们对其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估计。但是这些估计大多离谱太远，从而为正确了解穆斯林人口造成很大混乱。
五花八门的估计数字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必然是各国穆斯林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上，在没有确切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人们对穆斯林人口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估计都无可厚非。然而，这些估计数字悬殊之大，简直不可想像。现将散见在各种书刊中的估计数字列后：
第1表
估计年代 估计数字 出处
19世纪 2000万 俄国学者斯卡切科夫
1906年 3400万 AbduRahman
1912年 9000万 李谦
20世纪30年代 864.5万 日本陆军省大村一之
20世纪30年代 1062万 南满铁道公司大宰松三郎
1931年 5000万 埃及《金字塔报》
1932年 6000万 黎巴嫩《伊斯兰世界之现状》
1935年 4800万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1500万 《华北日报》
1948年 4800万 美国电报局世界年鉴
1956年 5000万 纳赛尔《革命哲学》
1964年 5000万 台湾《年鉴》
上表的资料来源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仅仅是穆斯林人口估计数字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这些估计数字已经让人眼花缭乱，真伪莫辨了。上表告诉我们：最低的估计数为日本陆军省大村一之的864.5万人，而19世纪俄国学者斯卡切科夫的估计（2000万）则开创了偏高估计穆斯林人口的先例。中国回族穆斯林李谦的“9000万”之说更是高居榜首。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商务印书馆的“4800万”之说。例如，不少西方学者以这个说法作为可靠“数据”，认为穆斯林的人口占当时全国4亿总人口的12%，并以这个比例和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算出解放后穆斯林的人口。（见下表）
第2表 1935年―1979年中国穆斯林人口估计数
年代 全国人 穆斯林人 所占 出处
口估计 口估计 比例
1935-1936年 4810.4万 12 ChinaYearBook;P.202
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
1949年 5.4亿 6480万* 12 NewsweekNov.26.1979
1970年 7.59亿 9100万* 12 TimesAtlasofTheWorld,1972
1974年 8.9858亿 1.07892亿 12 WorldFactBook.1974
1975年 8.22亿 9800万* 12 Atlas.Nat.Geog
1979年 9.8亿 1.15亿* 12 TimesInternational.April16,1979
注：1935年商务出版的《中国年鉴》估计中国有48104000穆斯林，此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4亿人的12%。其他书刊按此比例、在全国人口的基础上，估计出当年的穆斯林人口。
由此可见，国外媒体在夸张穆斯林人口问题上走得更远，从而为正确了解这一问题设置了更大障碍。
“5000万”之说的来龙去脉
由于上述书刊所依据的基数根本不足取信，所以它们推断出的数字距离穆斯林的实际人口就太远了。人们不禁要问：商务印书馆的数字是怎样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个数字想必是根据穆斯林的“5000万”之说演绎而来的。至于“5000万”之说最早是出自谁人之口，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1957年夏在北京和平宾馆列席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反右派斗争的批判会时，曾听到有人严厉批判马松亭阿洪说，在20世纪30年代，他利用到埃及送留学生的机会，鼓吹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并以中国穆斯林领袖自居，从而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许多人误认为马松亭阿洪是“5000万”之风的“风源”。有关伊斯兰文史知识证明：1932年马松亭阿洪在埃及的确说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的话（本文将在下面涉及到他的那次讲话），但那是在1931年埃及《金字塔报》根据当年中国留埃学生团长的同一数字并予发表之后的事了。事实上，早在1906年，王浩然阿洪在回答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米德问话时，已经宣称中国有“四五千万”穆斯林了[2]。至于是否还有更早的记录，笔者尚未发现。不过，这个记录说明马松亭阿洪充其量犯的是人云亦云的“错误”。那么，“5000万”之说的缘由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守愚先生在1926年1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创刊号中说：“中国全境，今无处不有回教徒。尤以陕甘新疆为众。其数几何，因无详细统计，无从确知。或估计八千万，或谓二千万，不知孰是。姑平均计之，得五千万。”[3]其二是马松亭阿洪于1932年在埃及正道会的讲话。他说：“全国回民（指全国穆斯林）总数，我们自家不曾有过精细的调查。据东西友邦人们的记录，有很悬殊的数量，最少的说有八百万，最多的说是八千万。这些都不可靠，比较得到大多数人们同意的记录是五千万。”[4]看来他们是在多少莫辨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地走了“中间路线”。用这种途径推断出来的数字，当然是不足取信的。
但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得到教内外、国内外的广泛承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在搞不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当年的穆斯林上层大都沿用此说。除了上边提到的王浩然、马松亭两位宗教大师外，诸如王静斋、唐柯三、王曾善、马坚、庞士谦、白寿彝、纳忠、薛文波、马天英……等穆斯林学者，在他们的文章，讲话中也毫不例外。这些穆斯林精英德高望重，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能够取信于中国的广大穆斯林群众，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在国外都会产生影响。其中以出版严谨而闻名于世的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演绎出“4800万”；1931年颇有影响的埃及《金字塔报》沿用“5000万”之说就是例子。总之，受教内外、国内外舆论的误导，长期以来，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成了“定论”。当然，造成这个流行错误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年的中国政府对穆斯林人数未曾、也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统计。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加上穆斯林分布地区很广，在全国所有省份均有穆斯林居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说法是三分之二县都有”[5]，这就容易给人一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人口即使被夸张到“5000万”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
为了解释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1980年，以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编辑主任身份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学者法赫米・胡威迪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少数民族，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般都作为‘隐私’而被隐瞒。因此，有的国家根本不进行人口统计，有的国家虽进行统计，但却隐瞒全部或部分统计结果。还有的国家缩小少数民族的人口数目。凡此等等都会导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法赫米先生谈的少数民族人口被隐瞒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本文下面会提到）。不过法赫米・胡威迪先生所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这一点是普遍现象。因为中国穆斯林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希望自己人多势众是人之常情。
无可讳言，在没有精确统计数字的情况下，穆斯林人口的被夸张反映出：为了争取民族地位，当年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这种思想倾向可以从纳忠教授与法赫米先生的谈话中得以证实。他说：“以前，中国穆斯林人口多有夸张。这是事出有因的。30年代，我在埃及留学时也曾夸张过（穆斯林）人口。当时我们受国民党的压迫。在国外，为了把我们的呼声传给伊斯兰世界，并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救助，我们就宣称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有时还说有6000万穆斯林；在国内，我们希望得到与这个数目相称的职位和席位。”纳忠教授接着说：“以我的家乡云南为例，过去认为有200万穆斯林。其实当时远没有这样多。现在也还不到50万”[6]。至于李谦先生的“9000万”之说则距离事实更远。但它同样反映出当时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的倾向。
尽管李谦先生的“9000万”说更能迎合当时穆斯林的心理，但却从来无人青睐。之所以是这种情况，当然是“9000万”这说太邪乎，以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外，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李谦其人其事，就可知道其言不足取信了。据穆斯林学者庞士谦先生介绍，李谦（回族穆斯林）本来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卫队里的无名小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新疆回部驻京代表。“但他自从获得这个名义之后，就大事活动，以五族共和为号召，向各方请愿，要求议员应按全国九千万回教人之数目，平均分给我们，蒙藏部应改为‘蒙藏回部’，李对教内外皆如此呼号，但是无人响应。当时在北京的官员，如马龙彪、马邻翼、马福祥等，皆认为这位不学无术的人胡乱讲话，躲避之尚且不暇，如何能来帮他说话。一般回民就更谈不到了”。[7]
穆斯林的人口虽被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但这种倾向并未在国人中引起争议。究其原因，一是这是个既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棘手问题，同时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尽管当年中国究竟有多少穆斯林，一直是个未知数，但穆斯林中对已形成气候的“5000万”之说提出置疑者已不乏其人。就连当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在1939年，他曾说：“过去有些人说过，回教的教胞人数五千万，其实此数确实与否，谁也不敢肯定。不仅我们回教教胞确实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就以全国的人口而论，虽然大家都说是四万万五千万，可是也没有经过缜密的统计。”[8]
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数字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解放初期，尽管国家对穆斯林人口也还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有关方面根据相关资料，曾提出了一个估计数字。如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包尔汉，于1952年10月18日，在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国伊斯兰教代表招待会的讲话中说：“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有1000万左右，包括十个民族，即：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十个少数民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权威人士首次在公众场合公布的穆斯林人数。现在看来这个估计数字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尽管这样，据参加招待会的伊拉克代表卡季姆・赛马威先生（著名诗人，1979-1980年与笔者同过事）说，这个数字曾在与会的穆斯林国家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好在这些代表大都是支持新中国的和平友好人士，虽然他们中也有人对这个数字提出置疑，但经过说明，并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当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宣布“中国的穆斯林有1000万人左右”时，这个数字在与会者中间引起的反响更是强烈。以致一些仇视新中国的西方记者借机发难，极尽攻击新中国之能事。他们甚至造谣说：“中国穆斯林过去有5000万，被共产党杀掉4000万，现在只剩下1000万了。”由于受敌对势力反宣传的影响，加上“1000万”这个数字与过去某些被大大夸张的估计数字不成比例，许多国际友人对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抱怀疑态度，是正常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虽逐步有所改变，但穆斯林人口对相当一部分国际朋友来说，仍是个疑团。直到1980年，笔者随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期间，仍有许多朋友与代表团探讨中国的穆斯林人口问题。在阿布扎比，当代表团团长沈遐熙介绍说“中国大约有1300万穆斯林（即原先说的1000万＋到1954年全国户口普查为止自然增长的300万，请参见第3表）时，阿联酋《伊斯兰灯塔》杂志记者阿卜杜・范塔哈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事后他在该刊1981年第1期发表评论说：对这个数字‘我们要打个大问号。革命前（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穆斯林已经超过4000万。现在中国人口已高达10亿，为什么穆斯林的人口下降到这个地步？”而另一些国际朋友基本上同意官方公布的数字，但仍有疑问。如1980法赫米・胡威迪先生访问中国时，曾与我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探讨过中国穆斯林人口问题。这位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的埃及学者，在其所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书中写道：“在北京的宗教事务局（即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本文作者注），我试图了解一下官方对（穆斯林人口的）估计数字。该局局长肖贤法（部长级）对我说：（中国）对各宗教信徒的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信仰藏在心里，是无法进行统计的。但在学术论文和宗教事务专家那里有个接近、肯定的估计数字。”他讲：“据我们估计，198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有1300万人。”尽管法赫米・胡威迪对解放初的“1000万左右”之说，没有像阿联酋记者阿卜杜・范塔哈先生那样提出置疑，但他对10多年后的“1300万左右”之说却有保留。理由是既然全国人口已从1954年的6亿多人，上升到1980年的9亿8千多万人，那么，按全国人口50%的增长比例增长，穆斯林人口应从1954年的1000万增长到1980年的1500万才对。如果说穆斯林人口到1980年只有1300万左右的话，他们的增长比例仅为30%而已。这就有了漏洞。一方面是全国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比例，穆斯林人口增长是另一个比例。这是不合逻辑的。另一方面是穆斯林人口的繁殖率在世界范围内都高于非穆斯林。何况是中国的资料显示计划生育在穆斯林社会相对宽松或就没有执行呢。法赫米・胡威迪先生说：“从逻辑上讲，穆斯林人口即使不比全国人口的增长比例高，至少也应该与别人有同样的增长比例。那么，他们的人数无论如何也不应少于1500万。”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肖贤法说：“我对你的逻辑推理和结论没有异议，因为我们对宗教信徒的统计并不精确。只是个大概数字而已。”这时在座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张秉锋先生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说‘中国穆斯林有1000万左右’，并没有说‘1000万整’，这就有可能是800万或900万。”张老含蓄地表明解放初期的统计数字可能有一、二百万人的误差。笔者认为张老的解释可以成立。因为1980年的穆斯林人口数据，比1954年全国登记的数据应当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