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课题，也是一个持续发生和发展着的课题。从古希腊的实体论与非实体论的分野到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从近代英法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垒到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在之物”和“绝对理念”的对立；从新老实证主义的实在概念到人本主义哲学的反实在思潮；从形形色色的实在论、非实在论到内格尔的新自然主义和胡克的自然主义实在论纲要，从W ·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到普特南的趋同实在论和本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从库恩的范式论到黑崎宏的日常实在论；从理查德·罗蒂的协同性实用主义到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化科学观等；无不反映这一课题在哲学论战史上的强劲生命力。因此今天深入探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主要的是表明了这种争论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一、“实在”与“反实在”的界定
实在论，这是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大家一直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此后它在两千多年哲学史中，其间虽然发生一些反复，但是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今天再次成为哲学舞台上一个争论和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实在”问题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由自己的感官所知觉到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更不能否认自身的存在，但实际上其内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之所以依然成为讨论的热点、争论的主要对象这里存在着认识和实践两方面原因。
从认识上讲，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入这样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概念化的过程。没有概念化的过程，就没有人的认识。而一切概念既是人的主观作用的结果，即意识能动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外部世界、认识对象在人的思维的大脑中的一种反应；正是概念表达了客观事物，也正是概念把人的认识的主观性深深地刻印在被认识的“自在之物”之中。这正如黑格尔曾阐述的：概念是通过分裂的方式展示它的各种规定的，而且仅仅是赋予这些规定以暂时的独立性，“所以它在这里就实现了自己，从而也就将它自身设定为理念。但概念正在于它既可以把自己的各个环节展示出来，并把自身分解为各个不同的东西，又可以使这些如此显得独立的阶段回到它们的统一性和观念性，回到概念本身，这样概念事实上才使自身成为具体概念，成为理念和真理。”[1] 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创造概念和利用概念进行理论构造的过程，没有这种概念化或概念建构过程，就不会获得任何真理。
但也正是在这种概念的创设与建构过程中，人们赋予词语、概念、句子、命题等以各种不同含义，或者对于概念、陈述所描绘的事物发生歧义。因此，维特根斯坦才主张：“如果有人说‘摩西不存在’，这句话包含好几层含义，它可能是：古代以色列人在从埃及撤出时没有一个领袖，或者他们的领袖并不叫摩西，或者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圣经中所说摩西所做的一切事，或者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按照罗素的说法：‘摩西’这个名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描述加以定义。”[2] 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实在”这一哲学概念的理解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指谓对象。其中有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知觉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也有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日常生活派的、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的、二元论的和折衷主义的。“实在”一词所拥有的这些不同的含义，既反映了人们在认识、理解和规定其指谓对象上的差异，也反映了随着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切词和概念的意义总是不断地得到丰富的。
认识问题，当时归根到底还是个实践问题。没有人的社会实践，就不会有人的认识，实践既是人的认识来源，也是推动人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动力；既是检验人的真理性认识的标准，也是将人的认识付诸实际的主要形式。而一切实践起初总是从个别和具体入手，总是首先获得没有经过思维理性精心加工的、琐碎的、零乱的感觉经验并观察事实，甚至还谈不上是经过概括的经验性认识。所以，单纯依靠实践经验所描绘的实在世界必然是零乱不堪的，当然也是丰富多彩、生动具体、具有常识意义上的那种感性实在性的。但是人的思维本性并不满足于实践经验对现世事物的关注和一些有益、有效的观察和描述。人类实践的结果如同单纯的认识活动，即从事单纯的概念创造的活动的结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具体和个别，对整个外部世界或整个实在世界，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和完美的认识。既然如此，人们对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的认识也必然是随着人的社会实践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各种哲学派别的发展，可以说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的描述和认识的发展。
从柏拉图的理念实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多层实体论，从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实在论到笛卡尔的二元实在论，从贝克莱的感觉实在论、休谟的知觉实在论到康德的彼岸论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实在论，从英国哲学家摩尔、罗素的新实在论到普拉特、桑塔亚的批判实在论，从W.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到普特南、夏皮尔等人的趋同实在论，从埃利斯的内在实在论到德斯帕纳特的隐实在论、哈金的实体实在论以及詹宁斯的准实在论，都是人们在承认世界实在性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实在论”派别。
那么，究竟还有没有反实在论呢？当然有，否则就不存在哲学史上长期进行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但是这里必须搞清楚“反实在论”与“反实在”的区别。一些反实在论者仅是反对一些实在论者的哲学观点，并不等于他完全否定外部世界或者思维主体本身的实在性。就象库恩、范弗拉森等反科学实在论者仅仅是反对科学实在论者的哲学观点，反对他们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只描绘为一种简单的科学图画，并不否认在他的周围存在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世界。王阳明作为我国宋、明时期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一生都在坚持“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但是正是这种哲学观点本身内在地设定了“心”的实在性。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3]这句话本身既肯定了身的实在性，也肯定了由心所意识到的物的实在性。如果王阳明否定身的存在，那么心又主宰什么呢？如果他否定物的实在性，那么意识又怎么能够指向物所存在的地方，形成对物的认识或构成有关物的意念呢？所以绝对的反实在观点，严格的说是不存在的，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在实在问题上，至少都象笛卡尔那样，持有“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倾向。
二、反实在论所赋予的哲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的反实在论，实质上大多都是针对以往的实在论的观点提出的。就象柏拉图的理念论是针对原子论提出的一样，贝克莱的“物是感觉的复合”是针对英国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实在论提出的；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是针对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知觉实在论提出的；马赫的“物是感觉要素的组合”的反实在论观点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针对已经流行几个世纪之久的纯物理主义的实在论观点提出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也是反实在论的，但是他们所反对的是一切自认为是占有绝对真理的实在论。他们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及自身存在的可靠性，他们只是认为自在之物是复杂多样、瞬息万变的，人们不可能穷尽其认识。人们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
为此，我们说，反实在论和实在论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对认识主体的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上。反实在论者为了论证和阐释其哲学观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特别突出了哲学的如下特征：
其一是主观性。在他们看来，人之所以是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是自然的主人，就在于他拥有超越自然和时空关系的理智能力，即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是迄今以来唯一能够意识到自身超越自在之物达到自在自为的存在，是唯一“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存在。”所以作为主体的人类在自我意识上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它能够实现自身的无限性的概念也是多方面的。这样就使人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人类创造的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突出表现为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贝克莱的“存在是被感知”，以及马赫的“物是感觉的组合”等，都代表了一种反实在论的哲学观点。
将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扩大为主观主义，将主观对客观的依存关系倒置过来，认为理论中不存在者，也一定不存在于感觉中，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反过来完全否定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这不仅是无知认识主体的性质，而且是完全抹煞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异。认识主体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复杂性，认识主体的现实性和认识对象的历史性等多种多样的矛盾决定着在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必然造成主观与客观的分立，没有这种分立就不会有两者的统一，没有两者的统一也就不会有真理的存在，所以主观性不仅是思维固有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表现之一。尤其在哲学中，离开哲学主体的主观构造，仅凭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的被动占有，而不包含对所有被占有对象的主观变革，是无论如何也构造不出一个最简单的哲学体系来的。所以不能无原则地责难主观性，过多地责难主观性就等于责难人的主体性本身。不过主体的主观性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与主体的其它特征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着的。
其二是能动性，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哲学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自我意识要想保持和发展其自为存在的地位，就必须积极能动地从事“自我管理”、“自我确定”、“自我调节”、“自我选择”和“自我适应”。它的存在需要依赖物质世界，但是它只有能动地去变革物质世界，才能够维持和发展自身。而要想有效地变革物质世界，必须首先认识物质世界，一切动物之所以只能够被动适应外部环境，接受自然选择，根本原因就是它们不能够认识和改造世界，为自身服务。然而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革世界都是人类主体的能动性表现。而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哲学无疑是人类最早实现的对自然界的一种最一般的整体性认识，虽然这种主要基于思辨的认识被后来的自然科学给否定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4]
尽管古代的自然哲学可以给人类的认识带来有益的启迪，然而作为科学，它毕竟不合标准，只有被淘汰。但是作为研究人类智慧活动的哲学却一直在发展着。因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5]具体地说， 任何人要想获得真理都必须利用理性思维来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推理，而且还要进行猜想、假设、批判与反驳。而所有这些研究方法无不包容在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尤其是哲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从古代的本体论研究进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之后，为人类的认识提供立场、观点、原则和方法就成为现代哲学的任务，从而更充分地显示了哲学思维的能动性。既然如此，不论是科学描绘的世界还是哲学思辨的世界都不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相反，则可能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利用能动性的大脑主观构造出来的世界。
其三是创造性，它是认识主体最本质的特征。迄今以来人类拥有的一切精神文化——从语言、文字到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和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发明创造的一切生产工具、战争武器、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以及一切“人化的自然”，都可以说是人类思维的产品。勿容置疑在所有这些产品中，哲学是人类思维的最富有创造性的产品。常识、经验、宗教、神话和原始艺术，甚至不需要文字就足以拥有、习得和创作。科学，只要凭借知性思维也能达到真理性认识。而哲学却需要耗费人类最深遂的智慧。这是为什么西塞罗说“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一些心理学家通过智商测量，得出哲学家的智商普遍高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智商结论的原因。
以近代哲学影响为例。中世纪后，伴随文艺复兴运动的胜利，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哲学传统带来了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科学技术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法国，正是笛卡尔的理性哲学哺育了一代永载史册的著名哲学家：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同时催生了科学史上永放光彩的一代科学家，如布丰、拉马克、拉瓦锡、拉普拉斯、居维叶、圣提雷尔和卡诺等。自十八世纪之后，世界哲学开始为德国人左右，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从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学派，无论就个人，还是就个人代表的学派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正是哲学的领头作用，才使十九世纪以来的德国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超过英法而于二十世纪位居世界前列。只要看一看近两个世纪德国出现的世界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席勒、歌德、莫扎特、以及爱因斯坦、玻恩、普朗克等不下百名的科学精英，就不难结论：哲学主体的创造性如何推动人类主体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也创造了永远打上人类智慧烙印的人化自然。所以在反实在论者看来，实在论的实在世界实质上都是人类思维创造的概念化、数学化和思维化的世界。